《王安石传》，梁启超著，解玺璋译写，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2月出版，定价：32.00元
“梁启超为何要写《王安石传》”，是解玺璋为《王安石传》所写序言的标题。千年之后，梁启超为王安石翻案，其中也包含着梁启超对自己人生的感慨，此时的他与王安石一样希望通过改革使中国强大起来，希望当政者能像宋神宗一样支持他……
百年之后，解玺璋为何要译写《王安石传》？解玺璋说，因为《王安石传》这本经典人物传记用文言文写作，很难为当代人所了解，他译成现代汉语版只是为了扫除人们阅读的障碍。4个月的译写过程中，解玺璋纠正了自己对王安石的一些成见，看到了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的雄才大略。他更惊讶地发现，即使在今天，我们仍没有完全摆脱王安石所遇到的问题和麻烦，读《王安石传》对理解现代社会的问题也很有启发。当然，一本书并不能改变什么、解决什么，解玺璋仅仅是要给现代人一个和历史人物对话的机会。
百年之前，梁启超为王安石翻案；百年之后的著名学者解玺璋译写的梁启超经典著作《王安石传》，给现代人一个和历史人物对话的机会。
□本报记者 李芸
《科学时报》：梁启超写作《王安石传》一书，目的很明确，是要为王安石辩诬，要“翻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冤案”。同时梁启超对王安石又颇有些惺惺相惜，那《王安石传》这本书的立场会是不偏不倚的吗？
解玺璋：梁启超是一个很容易动感情的人，无论是写政论还是人物传记，感情特别充沛，这在《王安石传》一书的开篇《叙论》中就可以看出。他说王安石“他的德行，就像深广浩渺的千倾波涛一样；他的气节，就像巍峨耸立的万丈峭壁一样”，这是非常典型的梁式叙事风格，言语中贯注了充沛的情感，溢于言表而不加掩饰，浪漫且夸张。
北宋以来王安石就被妖魔化了，梁启超很感慨王安石千年以来受到的诬陷，他的动机是为王安石打抱不平，这是一本很主观的传记。但细读《王安石传》会看到梁启超有很理性的一面，这本书把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和施政纲领作为最重要的内容，所以，对他所创立的各种新法的内容及其得失讨论得最为详细，并且与欧美的政治制度加以比较。对王安石新法的利弊，变法失败的主观、客观原因等阐释得非常透彻。应该说是心平气和且尊重历史的。
《科学时报》：您说译写《王安石传》一书改变了自己对王安石的成见，译完《王安石传》后您觉得王安石是一个怎样的人？
解玺璋：我以前只了解作为文人的王安石，并且不是很欣赏他的文学成就。通过《王安石传》，我看到了王安石的政治主张、他的为人处世，我认为王安石的眼光、人品、政治素养都是一流的。在生活上，王安石洁身自好，表现得很执拗，不与社会流俗。比如当时有吃花酒的习惯，但王安石坚决不参加，很少跟人往来，参加聚会。那时纳妾也比较正常，他却坚持一个老婆足矣。所以连跟他在政治上有根本冲突的司马光、苏轼，在道德上都很佩服王安石。
他的政治主张和实施的新法，梁启超颇为肯定，认为与欧洲各国的政治设计不谋而合，很超前，并把王安石比作西方的克伦威尔。梁启超还说，如果要在尧舜禹之后寻找一个完美的人，那只有王安石是可以胜任的。实际上，纵观中国历史中主张变法者，管仲、商鞅他们在变法的规模上不及王安石，而后来明代的张居正，个人的品行显然也不如王安石。有人评价王安石是千古一相，并非过誉。
《科学时报》：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得到了宋神宗的充分信任，官至宰相，后来晋封舒王，位极人臣。他的牌位配享神宗庙，又配享孔庙，成为继孔孟之后的第三位圣人。但时隔不久，政治变迁，舆论倒戈，王安石身败名裂。近千年来，人们把他当做历史上最大的奸臣，认为他的新法祸国殃民，甚至说导致了北宋的灭亡。该如何评价王安石的新政？
解玺璋：王安石的新政包括分配、税收、军队、国防、教育等等方面，王安石非常赞赏古时三代的法度，他说他的法令都是依据中国上古三代的政治传统和政治理想而制定的，非常传统。但正如梁启超评析的，新政同时又很超前，与后来西方的宪政主张有很多相似之处，譬如青苗法和市易法可以看做近代的银行，免役法与所得税类似，保甲法就是警察制度等等。而且，王安石的政治主张有的还曾作过实践，像大家熟知的青苗法，王安石做鄞县县令时就用过，证明确实有效。
王安石新政实施以后，经济上从国库空虚到繁荣，政治上宋神宗在位20年社会安定，没有任何农民起义，军事上跟西夏和辽国相战都是宋朝占上风。即使是诋毁新法最用力的苏轼，在晚年都深深感叹于神宗皇上德政的更新和民众教化的有成。可见，新政成效斐然。
《科学时报》：但王安石变法最终失败了？为什么？
解玺璋：王安石变法失败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是宋神宗的去世。王安石的新法之所以能实施是因为有宋神宗。王安石从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被宋神宗启用，直到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的再次罢相，他在位共8年，一直都在实施新法。王安石退休后10年新法也一直没有什么变化。而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神宗驾崩，哲宗登基，太后临朝执政。五月便任用了司马光，紧接着新法被全部废除。当时对于熙宁、元丰（宋神宗年号）所做的事，没有一件不被废除，所用的人没有一个不被罢免。这完全是意气用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当时连王安石收回的西北四个州都放弃了，意气之争超过了国家利益。
我们是君主专制的国家，我们的变法是自上而下、因人而来的，这个人指的是皇帝。皇帝不支持就毫无办法。早在宋仁宗时期，王安石就写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表述的就是王安石的政治改革宣言，没有成为现实的原因是宋仁宗不支持。所以王安石变法失败的最直接原因是人事上的变动。
《科学时报》：就因为宋神宗的下台，与之有对立政治主张的太后主政，不仅王安石的新政被阻挠和破坏，王安石本人也遭受了很多诬陷，被妖魔化了？
解玺璋：是的。梁启超在书中特别感慨我国历史上的党争。他说我国的政党属于“私党”而不是西方国家的“公党”，他们虽不一定是小人，也不一定是为私利，但总是意气用事，意气在国家利益之上。太后执政后，那些与王安石政见不合的人，不仅打击他的新法，批判他的新学，还给他添上很多莫须有的罪名。王安石受到污蔑千年以来不能真相大白的原因，就在于元祐年间诸位先生的后代子孙，以及苏轼、程颐、程颢兄弟的门人故吏，制造的那些流言蜚语。后世对王安石的看法大多来自元代所修的《宋史》。《宋史》中关于神宗熙宁、元丰年间所发生的那些事的记载是由南宋时期由史官完成的，其中所收集的都是反对王安石新政的人一边倒的见解。
《科学时报》：王安石被误解了千年才遇到“知己”梁启超，事实上梁启超也是一位被社会所误解的人，而历史上的改革者，商鞅、张居正也都命运不佳，为什么？
解玺璋：改革者都是比较超前的人，王安石、梁启超，他们都是为国为民的好人，为什么不被大众所理解、支持？因为改革是利益的再分配，改革者站在国家的层面，他的对立面是掌握社会主要资源的既得利益者，而这些人恰恰是拥有话语权的。改革者的变法必将触及一些人的利益，像王安石代表的是中小地主和普通老百姓的利益，要抑制大地主的利益；像梁启超第一道变法就剑指科举制，这就断了很多人的为官之路。而处在君主专制体制之下的改革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需要得到统治者的支持。但统治者考虑最多的又是平衡，当统治者觉得改革者可以利用时，就会借机打击既得利益者；当统治者觉得既得利益者势力过于强大时，又会妥协。改革就是一种政治上的博弈，而改革者通常就充当了妥协的牺牲品。
《科学时报》 (2010-5-13 B3 社科 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