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超

 

当今时代，人类越来越依赖于技术，并在技术的变革中改变着自己，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造就的一体化打破了人类固有的时空观念，技术日益显现出其在规定人类本性中的地位与作用。与人类生存密不可分的技术，真如一直以来被认为的那样机械被动么？面对如火如荼的技术发展，我们将如何取舍？思考这些问题时，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的哲学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与启益。

 

贝尔纳·斯蒂格勒是法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法国当代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的弟子与好友，现任巴黎蓬皮杜文化中心文化发展部主任，兼任宫片涅理工大学的哲学教授，其代表作为《技术与时间》三卷本。第一卷《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中译本由译林出版社2000年出版，裴程译）由法国伽利略出版社于1994年推出。1996年，《技术与时间》的第二卷《迷失方向》问世，译林社邀请法国巴黎高等翻译学院的博士生赵和平先生，携其夫人印螺翻译，伉俪二人利用各自过硬的专业知识和深厚的人文知识素养，高质量地译介了这部作品，并于2010年2月出版。第三卷《电影的时间与不适性的问题》也于2001年发表，翻译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

 

斯蒂格勒的哲学研究立意还技术应有的哲学位置，《技术与时间》即是履行这一使命，企冀建立技术、时间与人类本性的新型关系。斯蒂格勒认为，人类是双重过失——遗忘和偷盗——的产物。负责分配的爱比米修斯向即将首见天日的动物分配性能时，遗忘了人类，致使人类一无所有；而负责检验的普罗米修斯为了实施拯救盗取火种，使人类得以延续生命。因此，人类具有先天的缺陷，必须依靠寓意为技术性创造机能的火才能生存。一开始，斯蒂格勒就将技术置于人的生存和本性当中。那么，人和技术，也就是“谁”和“什么”，如此难解难分，它们的关系究竟如何？斯蒂格勒阐述为：离开了技术，人就不能称其为人；没有人，技术也无从谈起。这里的技术泛指人类赖以生存的一切身外之物，既包括劳动工具，也包括带有个体经验刻痕的载体如文字、摄影。他把人类对技术的依赖统称为“代具性”，相应的，技术具有体现人类代具性的器具性。

 

技术与知识在荷马时代是合二为一的，后来的哲学将二者区分并孤立对待，技术被认为毫无自身的动力，不具备制造自身的根源。然而随着工业的发展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知识和社会组织被打乱，技术由外在的工具地位挪移至人类自身发展的逻辑中，斯蒂格勒提出时代的现代化从本质上说就是技术的现代化。在斯蒂格勒看来，时间即是技术给予的，时间性以人的代具性为前提并与技术共存。通过技术，人能在各种载体上留下自己的痕迹，使生命经验以生命之外的方式延续，比如结绳记事，比如图画。这些人为的记忆造就了时间，正是这时间使人区别于其他生命现象。斯蒂格勒阐述了技术历史与人类历史的交叉互动：运用简单的石器意味着人类的记忆有了载体，人类从此开始外延过程，标志着史前到历史的过渡；文字的发明是人类记忆史上第一次重大革命；近百年来的信息技术构成第二次划时代革命。当下信息爆炸和信息处理技术的日新月异，使记忆工业化成为必然，人类原有的特定记忆、种族记忆及个体记忆都在被新生的机器记忆所取代，人的属性逐渐被技术的属性所淹没，“谁”被“什么”取代，“谁”因而迷失了方向，一部技术进化史就是一部人类自我背叛、自我异化的历史，考察技术在人类发展中的作用时，斯蒂格勒亦看到，满足人类基本需求所需要的技术少之又少，多数的技术是出于满足我们额外预想的需求。尤其在这个技术发达、欲望膨胀的时代，我们需要冷静下来思考：“谁”的属性丧失，“什么”的属性大行其道时，我们将何去何从？面对膨胀的信息，我们将如何取舍？斯蒂格勒的哲学研究起步于现象学，但并不局限于纯哲学思辨，他常常对社会现实提出独到的见解，尽管将人的本质建立于技术之上，观点激进，但并不失其启发镜鉴的意义，体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

 

哲学书籍专业性强，哲学用语晦涩难懂，而斯蒂格勒的著作更是内涵丰富，旁征博引，涉及计算机、生理与行为功能、生物学、人类学等多个领域，赵和平、印螺夫妇怀着对翻译事业、哲学学科和这本书的高度热忱，不辞劳苦，潜心三载，参阅大量书籍，译成此书，为我们提供了极具人文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宝贵理论资源，实是不易，值得敬佩。感谢之余，不禁期待《技术与时间》第三部中文译本的早日面世。

 

《科学时报》 (2010-5-13 B3 社科 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