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在各方面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社会矛盾，因此如何深化改革，解决发展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已经成为大家普遍关心的焦点。尽管对深化改革的方案、进程和方法仍然存在许多不同意见，但深化改革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来实现则是基本的共识。只是这里隐含着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和执行的有效性问题。

 

由于我们的社会至今还没有形成严格“按照制度办事、用制度规范行为”的氛围，在社会许多领域的利益协调和组织管理中，还未能树立起制度规则至上的权威，致使许多问题越发依赖人为的因素。而制度、法规、政策的粗放和实施的变形走样，可能使许多改革从良好的愿望出发却得到事与愿违的结果！这对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的国家来讲，要建立起高效的市场经济秩序，实现依法治国，是个必须高度重视的战略问题。因为制度归根结底是依靠人来执行的，制度的粗放和执行过程的变形走样不仅仅是制度本身的不完善，还和传统文化沉淀于国民身上的粗放的思维行为方式和陈旧的价值观念有根本的关系。这个问题被忽略并得不到扭转，长此以往，就有可能在社会上形成一种盲目无序、急功近利的投机浮躁或颓废心理。司马光当年提出的“国将亡、必多制”的问题难免再次突显。

 

因此，深化改革、落实科学发展观、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迫切需要开展制度创新与文化创新的良性互动，培育和引导国民在思维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上树立起制度、法制的权威！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多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全党要加强学习，“要更加重视学习历史知识”、“领导干部学习历史知识，必须把深入理解国情、切实解决中国的问题作为立足点”。现在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解决中国的问题依然需要我们从历史中得到智慧和启发，深化改革需要我们从自己的历史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中国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影响深远，它是在当时国家“冗官、冗兵、冗费”，兵旅不振，且豪强势盛、贪赃枉法、诡名挟佃、影庇税户造成社会管理混乱的形势下展开的。应该讲当时变法的方案设计是符合逻辑的，王安石在小地方也成功地试验过，可是为什么后来大规模地实施起来却导致流民四起、民不聊生的悲剧呢？我们从后人的总结看，大致有如下几种认识。

 

1. 社会改革应该首重德治和选好官吏，而王安石在用人方面出现了重大失误。

 

2. 变法政策的制定和颁布太急，他本人在官僚社会中没有通识，不大懂官场那一套。

 

3. 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皇帝支持不坚决。

 

4. 他大奸似忠、本身就是小人等等。改革后来引发的结果是北宋高层长期处在改革与反改革的朋党斗争之中，导致改革完全沦为官僚们争权夺利的口号。

 

后世历史学家顾炎武批评王安石“趋利而不知义”。王夫之在《宋论》中对王安石更是贯穿了由义利之辨衍生出的“华夷之辨”和“君子小人之辨”的批判。他指出：“君子之道，有必不为，无必为。小人之道，有必为，无必不为。执此以察其所守，观其所行，而君子小人之大辨昭矣”，“故王安石之允为小人，无可辞也”。值得一提的是，崇尚程朱理学的政治家朱元璋对王安石及其变法更是深恶痛绝：“昔汉武帝用东郭咸阳、孔僅之徒为聚敛之臣，剥民取利，海内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财，小人竞进，天下骚然，此可为戒。”一场从富国强兵良好愿望出发的变法，为什么最后却被冠以这样的结论？而且这样的结论却是要求在国家治理中既不言利、也不理财，那么国民经济又怎么能发展呢？后来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未如顾炎武、王夫之乃至朱元璋所愿。因此利益问题是社会回避不了的问题，只能正视，而关键在怎么对待和处理。

 

放宽历史的视野可以看到，由于受封建传统官僚文化的约束，我国封建社会中任何一个匡救时弊的改革举措，在实施过程中，都容易逐步演变成为一种事与愿违的结果，导致社会治理始终处于两难选择中，而且无法找到强而有力的纠错办法。最后国家体制、机制和政策总是逐步沦为官僚、豪强争权夺利的工具。针对其中的原因，现代著名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政治的最大弊端是不能在数字上进行管理，也就是说，历代统治者治国不是依靠公正周详的法律和制度，进行可以量化、技术化的经济和法治管理，而是仅仅依靠过于简单、随意化和僵化的道德信条和意识形态。

 

其实这都是最高统治者在大量的现实社会管理中，立足于固有的传统文化体系框架，经过反复思索作出的“最优选择”，这种选择总是从道德和思想领域去寻找国家治理的出路，以齐家之法治国。而底下各级的为政者也只能或以道德说教或以谋略治理，结果在现实利益协调和社会管理中，为政者往往“清官难断家务事”。许多问题自相矛盾，在制度、技术和法理上都无法保证政令的畅通，社会民众在利益协调面前也越来越难以达成共识，社会控制力也因此而不断被削弱，最后必然是一盘散沙的局面和周而复始的结果。

 

封建社会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对王安石变法的总结也大都是侧重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倒是同朝的司马光提出了“国将亡、必多制”的问题，他明确地指出国家的治理是很难依靠制度来协调的，而应该主要靠道德和人品的约束，他似乎强调社会治理中的国民性问题，而对社会治理中制度与技术方面的问题却不大上心，还把王安石的变法内容全部废除。到了明朝张居正改革时期，国家治理中的制度、技术、国民素质问题则被明确地提出来了，并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张居正的改革非常重视政令畅通，在推行行政体制改革时，搞“综核名实，责任考成”的考成法，并取得了良好的绩效。在推行著名的“一条鞭法”时，更是从社会的基础管理入手，清丈土地、核实户口。明末史学家谈迁对张居正的评价是：“志在富强，立考成法，行之十年，太仓之积，足备数载。”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过程中他切身体会到“法之不行，人之不力也，不议人议法何益”、“吏之难，非治民之难也，（而是）事人之难也，非得下之难也，悦上之难也”，“盖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当时的不少社会清流也都认为“政严则苦、法密则扰”，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中，他“明于治国”，为了国家力挽狂澜，勇于任事，但却难免“昧于治身”而致于人亡政息，身后事发。正确的改革路线无法延续，直至国家无可挽回，历史的悲剧再一次重演！

 

总结历史上改革失败的原因，通常都认为是封建君权专制的必然结果，泛泛而论这当然没错。如从当时当事人的性格偏颇、改革策略、用人失误、外部环境等总结当然也是重要原因。但如果从更加宽阔的历史长河看，应该承认我国历史上的历次大变法无法成功，与我们封建社会文化中无法达成制度至上的最广泛的社会共识还是有根本关系的。法家以势压法，实际是自毁其法。

 

西汉贾谊强调“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实际上是说明和平时期的为上者，应该通过多施仁义来管理社会，而不能强调法制至上。儒家倡导的合情、合理、合法由于没有规定性，现实中往往很难操作，这是传统文化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不足，结果给权力大的说了算留下了法理空间。因此从根本上讲，按照制度行政和治国，在我国封建社会缺乏文化中的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观的有力支撑。

 

我国有源远流长、自成体系的历史文明，国家治理方式的选择不仅是经济基础的必然，同样也有文化自洽的缘故。追根溯源，从更深层次上探讨改革失败的原因实则有文化方面的重要根源。

 

历史学家黄仁宇说，中国的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精确的数目字管理。他说，“……文官集团只注重他们相互所标榜的逻辑（实际只是一种名分）的完整，事实上的成败好坏，倒可视为次要。好在这国家在内向及非竞争性的条件下继续存在，只要不动摇其根本，各种马虎参错，也能掩饰遮盖。此外以抽象的道德代替工作效率，以仪礼算为实际的行政，都有二千年历史作依据。”（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第225页）。此外，“文化是骨髓里的东西”（鲁迅语）。而《资本论》的翻译者王亚南先生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亦指出，在整个世界文明当中，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有其特殊发展规律；社会文化的作用不应被忽视，在很大程度上，它会制约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官僚政治不是一种政治现象，而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对它的认知，直接关系到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特殊规律的认识。当前我国正处在历史的转型时期，这些结论尤其值得我们重视。

 

 

“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老子·六十三章》）。深化改革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高度重视完成任务、目标的方法。“一切工作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么，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深化改革一定要重视抓终端问题，毛泽东当年号召大家一定要认真学习才溪乡的革命同志，因为“他们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了，他们把革命的工作方法问题和工作任务问题同时解决了……”，这些方法至今还是振聋发聩的！

 

我国地域辽阔，各区域差别很大，要搞好“八个统筹”，需要更加重视各项事业发展与管理的基础性工作。这些年来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么多制度政策实施过程的变形走样现象？这个问题我们往往都是从工作作风和批判官僚主义的角度来总结的，这是不够的！

 

以行政体制改革为例，原国家经贸委的设置在原国家计委、经委之间矛盾突出，由于年度与长远、基建与技改、调控与运行很难在两个部门之间协调，于是决定合并；在合并后权力过于集中，业务过重，长远与当前兼顾困难，又将其分拆。这届政府合并下届政府分拆，再下届政府又合并。

 

为什么会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呢？从深层次分析，这实际上与我们组织管理中的制度、职责缺乏严肃性和规定性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在组织管理中往往没能遵循“凡事有章可循、凡事有据可查、凡事有人负责、凡事有人监督”的科学方法！再深层次就是我们的组织行为方式所依据的规章制度没有贯彻“细化、量化、规范化、程序化、透明化”的科学理念与运行规则，尤其是我们各级各种组织管理中的用人、分配、决策、监督机制还很粗放，甚至自相矛盾。

 

我们的各级各种组织在基础管理中存在许多说不清的事情，甚至连最基本的数据都没有，乃至作假，一个单位的管理不能理性运转，就更给封建官僚主义遗毒扩散提供了空间。长此以往，则必然导致社会公正秩序的维护者——政府的行政也只能大量地依靠谋略行事。如一边说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一边却不得不通过强化计划经济的思路和手段来管理经济。

 

制度失去权威，就越发需要依靠人的行政权力来协调，结果是这规划那规划，做完了往往就束之高阁，而真正的着力点，还是那些体现项目审批权和资金调配权的地方！更不好办的是一些问题如果真要追查责任却往往会陷入责任不清、欲理弥乱的境地。长期延续，潜规则盛行，我们的社会管理就很难有效地贯穿效率和逻辑，甚至还会使各种违规和权力滥用者都能找到合理的依据。

 

一旦积重难返，即便是鞠躬尽瘁的管理者，也往往是收效甚微。这样的分析不是否定政府的工作，而是从更深层次来说明处在社会转型时期，我们政府面临的困难，这是我们全社会都应该重视的一个组织行为和社会转型的大问题！

 

“舍数而任说，故民舍实而好言”，我国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管仲就认为数具有实质性内容，它与一般的说教或议论有根本的不同，社会各种组织规章制度的细化、量化、程序化、规范化不是为了复杂化，而是为了增强执行力，强化社会管理，纠正社会风气。当前我们强调社会各种组织基础管理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是纠正责任不明、政令不畅的根本办法，更重要的还在于为我们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奠定扎实的基础。

 

现在社会管理民主化的呼声很高，理念是完全正确的，但在学习和借鉴的过程中，必须看到西方社会治理的演变与递进路径与我们完全不同。在两百多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他们是先个人后集体、先地方自治而后建立国家统一管理机构。而我们是历史上长时期的集权，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也先是国家过度的集权而后才逐渐地放活，路径不同的重要表现在于社会管理的基础和人的思维行为方式的文化支撑体系不同。

 

因此照搬西方的东西，实行没有基础支撑的急进改革，极有可能带来混乱。如果我们以更深远的历史眼光来审视，那么在计划与市场或者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宏观与微观、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处理上，东方与西方都有自己的优缺点。

 

只是当前我们必须明确地强调：我国现阶段社会转型的现实任务是必须大力加强各类组织的微观管理，改掉国民中“差不多先生”（胡适语）的毛病，改掉阿Q式的固步自封，改掉“说不清”或“不说清”的聪明自误。“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86页），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我党组织建设过程中总结出的至理名言，实现和谐社会已经迫切需要我们群策群力，认真起来，从社会各项工作的基础管理做起！

 

 

 

我们这个具有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家，几千年来，先辈们以独特的认识论和世界观，为人类探索真理和社会管理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在天人合一、象数理与辩证思维以及大国治理、中医、建筑、艺术、文物古迹和修身律己等方面为人类积累了巨大的精神和物质财富。我们依然需要认真继承与弘扬。但是我们也决不能一切从老祖宗的本本出发，必须与时俱进，正视我们自己的不足：为什么我们的制度老是树不起权威而越发依赖人来协调呢？为什么管事一定要管人才管用呢？为什么潜规则盛行？追根溯源这与传统社会形成的思维行为方式和文化价值观有关，因为封建官僚主义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都有自己的套路！

 

深化改革是一项整体性、综合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各项事业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相得益彰。现阶段尤其需要大力培育 “按制度办理事务、用制度规范行为”的社会文化氛围。“忽视思维定式对你作判断的影响将使你在探讨未来时担负风险。为了能够创造自己的未来，你必须有准备、也有能力改变你的思维定式。”（心理学家约耳·亚瑟·巴克尔语）。开展文化创新就是要扫除封建官僚主义文化的影响，转变我们的思维、行为方式，为实现依法治国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

 

前些年国企管理改革号召学习邯郸钢铁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刘汉章的成本倒逼法。“邯钢经验”所提出的一条关键经验就是“不迁就、不照顾、不讲客观”。这三句话实际上就暴露出我们组织管理方面存在的制度实施与文化的冲突问题，当前要在全社会形成制度至上的法治风气，我们需要移风易俗，需要思维行为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再造！

 

“不认真”与“认真不得”的问题，从经济基础方面说，与我们民族从总体上还没有完全摆脱农业文明的影响有关，因为农业的种植方式和工业文明的机械化生产方式有根本的区别。

 

从文化方面讲，与我们民族重形象、悟性、感性和辩证思维而缺乏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有根本的关系。众所周知，逻辑学在中国古代长期滞后，甚至直到明代出现第一部西方逻辑学书籍的译本《名理探》（李之藻译）时，在思想界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反响。直至严复翻译的西方逻辑著作《穆勒名学》时才得以大行其道。与《名理探》的被冷落形成强烈反差的乃是由于时代环境的不同，中国的传统社会不需要逻辑，而中国的现代化需要逻辑。不但科学要以逻辑为工具，而且民主和法治也要以逻辑为前提，因为民主和法治都是建基于理性之上的，而理性则以合乎逻辑为其必要条件。我们深化改革在文化和社会管理的方方面面都需要逻辑关怀。

 

深化改革还需要大力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公共管理水平，这方面应该说西方社会的公共管理方法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现在就是与日本社会的整齐有序、街上一尘不染、人流整齐有序相比，我们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整个日本社会在管理方面，运转精准，几乎毫厘不差，得益于日本人在遵纪守法和忠实地履行自己职责方面的优势，这是经济、制度、文化、国民素质等综合实力的一种具体体现。我们要在发扬和继承民族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勇于承认和敢于改正自己制度、文化、国民素质方面的不足与缺点，这还是一个从五四时期就谈起的绕不过去的国民性改造的问题！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关于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国家的影响力，取决于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但归根结底取决于文化实力。文化的影响力更深刻、更具渗透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5000多年历史、13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国，她的真正崛起，绝不会仅仅是物质文明或者是照搬西方文明的崛起，她注定应该是吸收和融合东西方先进文化，进行文化创新后的新文明崛起。

 

当前的深化改革工作需要在开展制度创新的同时开展文化创新，并使两者形成良性互动，这是促进我国社会顺利转型，切实有效地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实现和谐社会的一项迫切的战略任务！

 

《科学时报》 (2010-5-13 A3 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