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年的世界读书日将至，电视里“书香北京文化盛典”活动上演得如火如荼。闲聊时，听朋友说看到节目里播放读者朗读图书的片段，中年人朗读养生书，年轻人朗读职场励志书，小朋友绘声绘色地读着：“喜羊羊对灰太狼说……”讪笑之余，也不免有些悲哀。

 

阅读的意义是什么？书写的意义又是什么呢？唐诺说：“走上了书写的这条路，写作，做出版，在书这个行业里，大概代表了你这辈子不会太怎么样。”朱家三代人住在台北一间小小的居所，唐诺朱天心以咖啡馆为书房，而朱天文则在一间很小的房间写作。《巫言》花了朱天文六七年的时间来创作，在台湾出版的时候版权不过10万台币。朱文心笑言：“如果把稿费平摊到每一年，她都养不活自己的。”

 

这就是他们的生活。确实，这只是他们认为的蛮好的选择，与所谓的安贫乐道无关。他们念兹在兹的，只是如何写出一部对人生有所交代的作品，完成一份来到世上一场要交出的考卷；他们所害怕的只是当自己用三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把所有外界的人际活动都停下来进行纯粹的写作，也不能保证能把作品写好。

 

书店里挤满了年轻的男孩和女孩，他们抱着作家各个时期、各个版本的作品。也许他们正做着美丽的作家梦，也许仅仅是喜欢读这些作品而已。讲座结束的时候，已经是夜里10点多了，散去的孩子们走向附近的公共汽车站和地铁站，是的，或许少有能开着豪车来听讲座的文艺青年吧。不知道是否能赶上末班车，然而他们的眼神却是那样单纯、明亮而幸福。总是还有一些单纯而执著的书写者，总是还有一些单纯而执著的阅读者。就像是在这寒冷得让人恍惚还是在冬季的现在，也依然有柔嫩的柳叶和灿烂的碧桃在向人昭示，春天总是来了。唐诺说：“在现在的世界，不信很容易，要相信东西很困难。”但是他们选择相信，我也选择相信。

 

 

4月18日傍晚，还不到7点，北京单向街书店二层的咖啡厅连露台上都已经挤满了等候的读者。7点半，当台湾作家朱天心与唐诺（谢材俊的笔名）如约出现在这里时，热情的掌声突然在这小小的空间里绽放开来。“写作的确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而大陆读者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一些眼神，看到一些语言，看到一些表情，我们会感觉到原来自己的书写还有人在等待，还有人希望看到，让我们欣慰这么多年的思考和书写不会只是就像做了一场梦一样。”在这样的开场白中，唐诺与朱天心开始与读者分享他们的新书，他们的写作与生活。

 

 

《学飞的盟盟》去年9月在大陆出版，由朱天心著、女儿谢海盟绘图。这本记录一个孩童成长历程的图书在得到许多父母青睐的同时，却出乎意料地获得了许多还未成家的年轻读者的喜欢。而在今年1月出版的《文字的故事》里，唐诺则向我们揭开了平常到让我们没有感觉的汉字里隐藏的那么丰富、那么繁华、那么陌生而新鲜的风光。

 

朱天心：写《学飞的盟盟》这本书是在十几年前，谢海盟刚刚要进学校。我知道，属于她的社会化就开始了，很珍贵的一个小小的野生动物就好像要被整个的外在世界给群化了。我决定要赶快趁她天真未凿的那部分还在的时候，我就做一个记录者，把自己当做一个面对异质部落族群的人类学家，用这样的一个心情和角度把它记录下来。我报道的对象对我是很诚实的、跟我朝夕共处的，而我也会尽可能地把一些做母亲的私心或者感情抽离。这本书就是在这样的心情下呈现出来的。

 

我们有时候也会被别的父母这样质疑：你们这样是不是拿孩子当试验品，你们有权力这样做吗？可是我的心情就是这样，就是因为她只有这一生，怎么能够不好好地珍惜呢？我们不喜欢在还不知道她是一颗怎样的种子的时候，就按照千篇一律的树的样子给她塑型。我要做的并没有太多，只是尽可能地不去随意干涉、插手她的成长。

 

我很不希望把这本书变成教人怎么养小孩的书，我觉得到现在我都是在学习中，并不是可以有很十足的自信或把握教人该怎么样对待自己的小孩。可是我想，这只是实例展现一次：你可以不一定要像大多数人那样教养小孩。

 

唐诺：《文字的故事》写得比较轻松，我不是这一行的专家，但文字是我喜欢的东西。就像是福楼拜说的：“文字就像有了裂痕的水壶一样，我们敲着只会让狗熊起舞的音调，但却总是盼望让满天的繁星也能够动容。”即将出版的《阅读的故事》是我写作用力最深的一本，其中有一些作为写作者和作为读者的思考。我喜欢的作家博尔赫斯曾说过：“我们只能够写我们能写出来的东西，可是我们可以读我们喜欢的东西。”我想，做一个读者永远比做一个书写者要幸福。

 

二十多年前，纯真浪漫的小虾和“像宜兰的阳光”一样的宜阳从《击壤歌》里走出，他们的结合成就了一段现实童话。

 

年初，朱天心的新作《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在台湾出版，小说描写了一对“没打算离婚，只因彼此互为习惯……感情薄淡如隔夜冷茶如冰块化了的温吞好酒”的中年夫妻的爱情生活。小说出版后，常有读者问她，这是否是你们感情的处境呢？

 

朱天心：我们俩是同年，在高二的时候认识，大学在同一个系。十年以后，总是被读者问：“你到底要不要和他结婚？”就像是被不停追问连续剧的结局，我们于是结婚，赶紧把连续剧的最后一集演完。

 

《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写的是这样一种状态：虽然爱还在，但是你不喜欢这个人了，这个人变得很陌生了，不再是你熟悉的。我甚至觉得这也包括上一代对下一代子女的感觉，你还很爱他，可是你不喜欢他了，他不再是你喜欢的那个孩子。

 

我和谢材俊相处也许正好是相反的状态，我不知道那个爱还在不在，可是我很喜欢他。社会变化这么剧烈，我会看到身边我很喜欢的朋友、尊敬的人，在一些事情的考验下他们一个一个地倒下，或者一个一个地退却。可是我所喜欢的这个人，都还是在路上。

 

唐诺：我常常开玩笑说：“40岁之前我好像只做过两件事情，我写过一首很烂的连续剧的歌词，第二件事情就是我娶了朱天心。”但是我觉得后面那件事情我做得还不错。

 

到现在，我们还可以不断地谈话，包括朱天文在内，我们本来以为这很自然，但后来发现其实也蛮难得的。我们每天还有说不完的话，还有相当大一部分共同相信的东西，共同喜欢的东西。一部分可能是我们自己做得还可以，一部分可能就是运气。我觉得我们对待彼此蛮认真的，这么多年来，非常非常认真地对待彼此。

 

 

以前看《巫言》中朱天文写到：“妹妹拎着那一阵子拎的提袋出门，对屋里人也像自壮行色，也像是知其不可为而为的笑叹口气：‘输钱去啦。’”也会不由自主在脑海中想象朱天心在她惯去的咖啡馆，吃着早午餐、喝着咖啡，面对摊在面前的空白本子呆坐或是奋笔疾书的情形。彼时，唐诺还需要日日进城上班。而如今，这夫妻俩，都将自己的“书房”搬到了附近的咖啡馆。

 

朱天心：从离开学校到现在我没有做过一天朝九晚五的工作，也并非是所谓对体制的抵制，只是觉得只有面对纸笔的时候才是自己可以全神贯注的时候。走上写作这条路，甚至是以比较专业的态度来面对的时候，其实都是不想做其他的事，最后把自己的路都堵死了，只有写作了。

 

我觉得我是提早放弃了谋生所必须花的某些精力，让那个薪水提早买到了时间和自由。

 

唐诺：家里，理论上我也没有书房，所以我就到咖啡馆去，一年365天天天去咖啡馆。博尔赫斯说：“我那时候喜欢的是黄昏，荒郊和忧伤，而如今则向往清晨，市区和宁静。”年轻的时候好像写作的最佳状态是晚上，而年纪大了，就开始觉得早上的时候最好用。

 

大概在9点到9点半左右到达咖啡馆，写到1点半左右，这样就是我的生活。台湾的咖啡馆很好用，台币110块（折合人民币25元左右），一份早午餐，还可以续一杯咖啡。这样算下来一个月是3300台币，办公室有了、空调也有了、有人帮你煮咖啡帮你做饭、还有人帮你收东西，忽然觉得这样非常划算，好像占了全天下的便宜。

 

我蛮喜欢这样的生活。我们会很早意识到财富本身边际效益的递减。这样的生活就像天心讲的，这是一个理性计算的结果，因为这样对你最有利，你最有把握。对你来讲，这样的生活最好、最舒服。

 

如果必要的话，我也愿意大声说：这也是一种生活的可能性。我不认为这样的生活是不得已或是什么，这是我相信的，我也喜欢这样的选择。从朱天文、朱天心身上我也看到，这样的选择不一定是一个坏的结果。在现在的世界，不信很容易，要相信东西很困难。我觉得这样的选择不坏，不是安贫乐道，而是觉得这样的选择蛮对而已。

 

《科学时报》 (2010-4-22 B4 精神 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