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征 祖籍江苏吴江，出生在黎里镇，受父亲倪迪民和母亲张兰芬的影响，他从小熟读《史记》。他还特别喜欢看戏，特别是那些清官翻案戏，像《十五贯》、《玉堂春》、《杨乃武与小白菜》。看了觉得松了口气，心里特别舒服，在紧张刺激之后，正义终于得到了伸张。

 

倪老以后选定从事司法，或许是命运的安排。

 

1923年，倪征 考入东吴大学法律系。在东吴大学读书的日子既艰辛忙碌又紧张刺激，东西方的法理传统和法律制度，在一代代中外大师的描述与分析中洋洋洒洒，铺展开来。但在快乐读书的背后是沉重的学习压力，一年级的40多个同学，到最后毕业的时候就只剩下了13人。年轻的倪征 在东吴大学一边读书一边勤工俭学，挣出自己的学费和生活费。1928年，倪征 从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1930年获斯坦福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46年至1948年，倪征

 

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首席顾问，正值英年，羽扇纶巾，是参与审判日本甲级战犯的中国主力法官之一。

 

就在东京大审判进行到半年的时候，参加审判的中国代表团发现，他们正逐渐陷入困境：原以为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审判轻而易举，却没想到，由于中国方面准备得不够充分，提交的证据不足，而日本战犯又都配备了资深的美国辩护律师，对英美法诉讼程序了如指掌，他们看上去咄咄逼人，处处刁难中方，使审判受到重大影响，直接导致了对那些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的罪行指控不利，有可能让他们逃脱公理与正义的制裁。

 

中方已经错过了至关重要的第一阶段审判，假如再错过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的审判，那么像土肥原贤二与板垣征四郎等甲级战犯也许就会逃脱法律对他们的严惩。危机时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检察官向哲浚急忙回国搬兵，点名要倪征 出任中国检查官的首席顾问。

 

1947年2月，倪征 临危受命，离开上海前往东京。早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就如饥似渴地研习西方法律，掌握了深厚的法学知识；后来赴英、美进行司法考察时，又详细观摩学习了西方司法体系、审判程序和证据采集，对中外法律的比较研究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正是这种特殊的经历和扎实的积累，使倪征 能在东京的审判席上一展身手。

 

对于中方来说，东京大审判最艰难的事情就是要拿出足够的证据，指控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的破坏和平罪，也就是要能证明他们有参与策划准备发动对华侵略战争的行为；而且由于错过了第一阶段的审判，必须在被告答辩过程中，由检查官通过对被告所提证人进行直接的提问，见缝插针地提出有利于中国方面的问题，进而确定被告的罪行。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逻辑证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就无法对土肥原和板垣的罪行进行认定，从而无法给他们定罪。而在当时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拿出证据，谈何容易！

 

9月16日，被控犯有破坏和平罪、参加制定并执行对中国的分裂阴谋和侵略战争的土肥原开始个人辩护阶段。

 

在法庭上，土肥原显得十分紧张。他的第一个证人是他主持奉天特务机关时的新闻课长爱泽成。爱泽成说，土肥原无其他秘密活动。倪征 拿出《奉天特务机关报》等物证，证明土肥原在1935年曾想组织“华北五省自治”事件，爱泽成哑口无言。

 

另一个证人是日本原驻天津总领事桑岛主计。1931年秋，土肥原将溥仪装入箱内，用汽车运到塘沽，又用船载到大连。桑岛劝阻未果，向外务大臣拍了电报。但他作证却说这些都是流言。倪征 立刻向法庭出示电报，桑岛目瞪口呆。

 

但是，狡猾的土肥原一直不为自己辩护，检察方就没有机会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证据。

 

日本陆军上将、参与策划和实施了“九一八”事变的板垣征四郎扬言要和中国检察方面大战三百回合。1947年10月9日是极其精彩的一天。板垣提出了长达48页的书面证词，想说明“满洲国”根据“民意”成立；七七事变后，他始终主张从中国撤军。倪征 根据日本御前会议文件、内阁会议文件、密电、动员令等重要材料盘问反驳，面对大量铁的事实，板垣无话可说。

 

由倪征 担纲的反诘盘问持续了10天，他的高超智慧、沉稳气度和辩论技巧征服了所有人，日本战犯的辩护防线被彻底摧毁。

 

东京审判结束了，日本战犯们的命运尘埃落定。如释重负的倪征 回到祖国却发现自己正面临着命运的抉择。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邀倪征 出任全国最高检察长，倪征 拒绝了。他选择了回自己母校教书。

 

倪征 应邀担任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兼法律系主任。如今的苏州大学校史馆，还陈列着他当年毕业时的成绩单。

 

在1984年，由中国政府推荐，经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分别投票选举，倪征 当选为新中国第一位国际法院法官，由此步入世界司法的最为神圣的殿堂，连续三届成为12位国际法院大法官之一。2000年，美国斯坦大学法学院宣布，设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倪征 国际和中国法律奖”。

 

2003年，倪征 逝世于北京。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同年12月16日，苏联、美国、英国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决定组成由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11个战胜国共同参加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根据国际法庭宪章，1946年2月，法官团组成，澳大利亚人卫勃成为首席大法官。美国人约瑟夫·季南担任首席检察官兼盟军总部国际检察局局长,中国方面由梅汝璈出任法官，由向哲浚、倪征 带领检察官工作小组参与诉讼。这是中国第一次参与国际审判，审判形势非常复杂，大量的文件和证据材料需要整理翻译，但检察官小组人手却极为缺乏。这年5月，向哲浚利用回国述职的机会招募翻译和助理人员。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的上海青年高文彬在老师的引荐下，成为翻译和检察官秘书，亲身经历了这场历史性的审判。

 

从1945年12月中旬起，中国分别在南京、广州、台湾等地组建了军事法庭，审判日本乙级和丙级战犯。1946年下半年的一天，已经担任检察官秘书的高文彬无意中发现了一篇早年的报道：在《日日新闻》正面的角上，有一块报道的是两个日本兵进行杀人比赛，一个杀了105人，一个杀了106人 。这两个人，一个叫向井敏明，一个叫野田毅。高文彬就把这张带着照片的报纸，附上信，通过（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的飞机，送到南京军事法庭。

 

中国的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接到这个来自东京的举报后，立即向驻日盟军总部提出请求，通缉这两名战争罪犯。1947年8月20日和9月2日，已经在家乡做起小买卖的野田毅、向井敏明分别被驻日盟军的国际宪兵逮捕归案。另一个当年在南京砍杀300多个无辜中国人的日本军官田中军吉也于1947年5月18日被盟军抓获并押送到中国。

 

1947年12月18日，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将田中军吉与向井敏明、野田毅合并审判。三人被判处死刑。

 

1948年1月28日12时，三人被押赴南京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

 

1984年，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工作人员找到了高文彬，他参与东京大审判那段辉煌的历史终于被写入史册。今天，老人的巨幅照片挂在纪念馆“东京审判”的栏目中，他是目前健在的唯一全程见证历史审判的人。

 

《科学时报》 (2010-4-13 B4 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