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进平 英国剑桥大学博士, 北京依科曼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
□本报记者刘欢 龙九尊
长期以来,化学农药作为我国农业病虫害防治领域的主要技术手段,占据着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仅2009年,我国农药年用量就达130万吨,化学农药的大量使用和滥用正在损害我们的环境与健康。”
更让杜进平博士担忧的是:“这使很多种类的农业害虫对化学农药产生了普遍的抗药性,农民只能不断提高农药使用浓度、加大使用量,形成恶性循环。”
针对最近发生的海南“毒豇豆事件”,长期从事农业害虫防治和昆虫分子生物学研究的杜进平博士表示:唯有支持绿色植保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才能从源头上解决农产品农药残留问题。
在这个背景下,他创办了北京依科曼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绿色植物保护技术和产品的研发和推广。
“化学农药无法比拟”
“绿色植保技术,是一类对环境和作物无副作用且符合绿色食品生产要求的病虫害防治技术。”杜进平告诉记者,绿色植保技术具有诸多的优势。
一是无毒副作用,对环境友好。杜进平介绍说,绿色植保技术产品以生物手段为主,主要利用包括天敌、昆虫病原微生物、植物源农药、以及昆虫信息素在内的各种源于自然的技术手段。这类产品源于自然,因此对人类无毒副作用,对环境也没有副面影响,这一突出的优势,是化学农药所无法比拟的。”
二是靶标指向精确,防治效率高。“温室白粉虱和蓟马是温室栽培的主要害虫,有的地区白粉虱的抗药性已经提高了500倍以上,普通农药防治手段已无法防控。我们采用一种人工规模繁殖的天敌——捕食螨来防治该害虫,既不会造成农药残留,也不会令生态环境中的其他有益生物受到侵害,提高了防治效率,保护了消费者健康。”
三是经济及社会收益较高。简单地看,生物防治成本偏高,然而,使用了生物防治技术的农产品大多为有机或绿色农产品,其售价通常是普通农产品的2~5倍。
“而且,从社会效益的角度考查,每1元的化学农药销往市场,相应就有5~10元后续的环境治理的开支;而绿色植保技术,对环境无影响,无后续治理成本,优势更为突出。”
四是投放简单,无操作风险。“而绿色植保技术产品大多采取悬挂、包埋等简单形式,操作简单方便,对操作人员安全不会构成任何的潜在风险。”
杜进平告诉记者,尽管处在发展初期,绿色植保技术已经开始被市场接受。“目前我们主要针对化学农药无法解决或者无法使用化学农药的目标市场。”
他说,通过自主研发和对国外先进成果的吸收转化,依科曼已经形成了捕食性天敌、寄生性天敌、微生物农药、植物源农药、物理及生化防治、辅助产品等六大类三十余种产品。这些产品,可根据虫害具体情况组合使用,系统地解决了我国境内危害作物生长的几十种主要虫害。
“以我们公司研发的‘果瑞特实蝇诱剂’为例,该制剂采取高效的诱杀技术,替代化学农药几乎无效的追杀的方式,有效地解决了严重为害我国南方瓜果的实蝇类害虫的防治问题。试验示范显示,使用该产品能够将受害区通常在30%以上的蛀果率控制在3%以下。以云南芒果产区为例,每推广1万亩这一绿色害虫防治新产品,农民增收2000~4000万,同时减少农药使用10~20吨。”
杜进平预计,“果瑞特实蝇诱剂”今年将推广到南方八省40余个地级市几百万亩的热带水果和柑橘产区。“可以说,大力推广普及绿色植保产品的时机已经成熟。”
产业化需要“公平”
“尽管如此,绿色植保产业的发展仍面临不少问题。”杜进平说,目前主要面临四个方面的问题,而其中的三个与“不公平”相关。
“首先是绿色植保产业面临着不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杜进平告诉记者,由于大量的廉价农药充斥市场,形成了使用绿色植保产品成本过高的假象。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化学农药产业从生产到流通的大量环境成本未能体现到农药的终端销售价格上。
“包括农药对使用者和农产品消费者造成的健康危害、对环境造成的污染等所需的后续治理成本,这些最终都由社会买单了。而绿色植保技术产品,由于产品设计之初就考虑环境和健康等因素,往往导致其直接成本相对较高。如果化学农药的后续治理成本也被计入其销售价格构成,就不会有绿色植保产品价格过高的问题。绿色植保企业面临着这种不公平的外部市场制度环境,是制约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其次是绿色植保技术面临法律法规的不公平限制。杜进平介绍说,我国农药准入制度较为严格,在时间、费用等方面有严格明确的限制,一款新药从登记到拿到农药证,通常要付出少则几十万元、多则上百万元的成本投入。这种刚性的制度在严格把关的同时,也给从事绿色植保研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设置了过高的门槛。
“绿色植保产品大都具有无毒无害的天然优势,这是它与传统化学农药的本质区别。因此,在绿色植保产品的试验时间、申报流程等具体要求上,应有针对性地设计一套不同于化学农药的准入规则,以利于企业能够以更低的成本,使技术成果在短时间内快速、全面地推向市场。”
第三是政府对院、企科研资助的不平等限制了成果转化的进度。他说,政府设立的科研基金更多地倾向于科研院所、大专院校。“院校的很多科研成果往往只是以论文的形式出现,无法转化成生产力服务于农业。而从事绿色植保的企业,处于市场前沿,具备将技术转化成生产力的实践经验和强烈愿望。因此,建议政府对那些有强大研发潜力、良好诚信记录的企业在科研上给予大力的支持。”
四是绿色植保技术的普及还需政府直接参与。他说:“发达国家和地区对绿色植保产业都有着不同程度的补贴。如韩国,设施农业常用的绿色害虫防治产品如诱虫黄板、昆虫性诱剂等,农业部门都有不同程度的补贴,从源头降低了农民的相对成本,通过补贴的激励杠杆调动了农户科学种植的积极性。”
“当前,我国大部分行业已被跨国集团所垄断,而绿色植保领域,因为在国内尚未形成真正的产业,加上各种客观因素的限制,国外公司还没大规模进入,但他们都有具备向中国进军的实力与主观意愿,进来只是个时间问题。”
杜进平担心,如果政府部门不能在这个问题上有清醒的认识,制度上对从事绿色植保技术开发的企业没有更有力的支持,国内绿色植保行业不能迅速成长并整合,那就意味着我们中国的消费者要么继续吃“毒豇豆”,要么就等待国外的绿色植保企业进入中国来保障我们的食品安全。
《科学时报》 (2010-4-12 B2 技术·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