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哈利逊教授是牛津大学威尔康医学史中心主任，当今世界著名的医学史专家，常常为联合国及许多国家的大学微调医学发展的方向。
“牛津—北大”健康与人文交流中心由北京大学软实力研究院中国平衡论研究中心与牛津大学威尔康医学史中心共同创办。威尔康基金会是英国最大的医学基金组织，同时也是仅次于盖茨基金会的世界第二大医学基金组织。
□本报记者 姜炯 王璐 张思玮
3月25日，由“牛津—北大”健康与人文交流中心主办的“同舟仁爱”之旅欧中人文交流活动与《科学时报·科学与健康》合作，在科学时报社举行了题为《西方医学的大概历程》专题讲座。本次讲座由牛津大学威尔康（Wellcome）医学史中心主任马克·哈利逊（Mark Harrison）担任主讲人。 “牛津—北大”健康与人文交流中心中方负责人、北京大学软实力研究院中国平衡论研究中心主任李继兴出席了讲座，讲座还邀请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李佩和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首席专家李良松等嘉宾出席。科学时报社副总编辑李占军主持了本次讲座。
当病人变成病例
现代西方医学通常被称为“生物医学”，它是以高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医学形式，着重于目标非常明确、精准的医疗行为。此医学形态为许多国家的人民所赞扬并拥护，甚至使西方医学变成了全球医学。然而，反对者也指出，西医过度简化并着重于特定的（通常也是昂贵的）治疗方式，而忽略了一个人的整体性。他们宣称，西医制造的问题比它解决的问题还要多。
哈利逊说：“西方医学在刚刚过去的两个世纪，逐渐将病人视为一个个‘病例’来探讨，这也成为现代西方医学被认为过度‘化约论’（Reductionism）的原因。”在他看来，西医的化约论表现在大概五个方面：其一，19世纪的“细菌学说”等理论的出现，让医学家逐渐认为病原是致病的主要原因，而患者的自身特点对疾病的影响被忽视；其二，在疾病的治疗方法上，寻求某一疾病的特效疗法成为主流；其三，在疾病的治疗和预防上，化学制剂逐渐成为主导，DDT消毒对于霍乱的预防和结核素对于结核病的治疗就是例证；其四，西方医学被分成越来越多的专科，并且彼此之间鲜有对话；其五，西医对于心理或情绪因素对于疾病的影响趋于僵化。
整体论VS化约论
在讲座中，哈利逊介绍了与化约论相对应的“整体论”（Holism）观点。在哈利逊看来，医学上的整体论也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其一，疾病的产生是人体整体上的失衡导致，而非某一个器官或组织的病变；其二，强调心理和情绪因素与生理因素一同影响疾病的产生；其三，不会将病人视为一个个“病例”，而注重研究其生活经验、遗传因素和体质因素对于疾病的影响；其四，强调环境因素对疾病的影响，也就是气候、职业等外部因素对于疾病的影响；其五，不同专科综合起来讨论疾病。
“总之，整体论的指导思想是，整体的意义大于各部分之和。”哈利逊总结道，“实际上，在19世纪之前，整体论一直是西方医学的主流。”
从很多西方语言的单词构词法中，就可以看到西医传统对于整体的重视。哈利逊告诉与会者，西方医学传统上很强调身心平衡，认为这是健康的标志，因此大量疾病的词源含义都是“失衡”。另一个相关的例子就是西医传统的体液理论，即将人体的致病机制总结为血液、黏液、黑胆汁和黄胆汁之间的消长关系，并且4种液体与包括年龄、气候、温度、环境的因素共同作用，影响着人类的健康。
科技革命并未中断传统
整体论对于西方医学的主导地位之所以发生了动摇，是和西方世界在17~18世纪发生的科技革命分不开的。“科技革命让医学工作者们开始对化学理念发生兴趣，但是‘失衡’引发疾病的观念依然是主流。”哈利逊说。
据他介绍，当时虽然已经发现了病原体，但是医学界还是普遍认为，遗传导致的体质差异和环境因素一同构成了传染病的复杂致病机制，而不仅仅是病原体那么简单。当时很多新兴的医学理论也体现了整体论思想。如爱丁堡医学院提出的“神经系统引发疾病”理论，就强调了情绪对于疾病的影响，认为害怕、焦虑都会引发疾病。
“19世纪以前，西医的主流依然是整体论，这个观点被大部分人认可。”哈利逊教授表示，19世纪西方医学发生的革命并没有完全切断它与传统的连接。事实上，西医在许多方面都保持了整体性的观点，延续其古典医学的优良传统。
整体论并非
现代西方医学中的另类
“不可否认，19世纪之后，西方医学的确日趋化约化。”哈利逊说，“19世纪诞生的‘科学医学’引发了一场革命。”
“科学医学”注重观察、实验和定量，并促进了一系列医学仪器的发明。与此同时，化学制剂对于疾病的预防功能也令大众对其信心大增。特别是以青霉素为代表的抗生素的发明，使人们普遍相信，现代化学可以找到对付病原性疾病的有效制剂，甚至可以找到对付癌症这样非病原性疾病的特效药。但是化学制剂的弊端很快显现出来，那就是抗药性。“二战之后DDT被用于扑杀疟疾，但是这种大规模的应用不但消耗了大量的资金，破坏了环境，更严重的是，它甚至使疟蚊具有了抗药性。”哈利逊说。
另一方面，化约论大行其道的同时，整体论的思想依旧在西方医学上有所体现。“细菌学说”和“实验生理学”是现代西方医学的两大理论，他们虽然体现了化约论思想，但是在实践中，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整体论的思想。比如在罗伯特·科霍发现结核病的致病机制后，医学家发现很多人都曾感染过结核病菌，但是他们不一定都发病，这就和他们所处的环境以及自身的体质有很大关系。另外，实验生理学促进了营养学的发展，也逐渐证明了环境对于健康的重要影响。
《科学时报》 (2010-4-2 B2 综合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