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的文化，经历了“东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南宋”等部分被外族统治时期及元、清代完全被外族统治时期，除服饰未被外族同化外，反而在此时期，同化了许多异族，使其更加壮大。汉族是世界上唯一保持自己的传统文化达数千年持续不断的民族。

 

汉文化的力量在哪里呢？

 

汉文化是由儒、道、释、佛四家构成的，但其精华则是老庄哲学与孔孟之道。老庄哲学强调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无为而治”；孔孟之道主张积极进取，以“仁义”治天下。这两种哲学互为补充，成为一种强大的凝聚力，使汉族历尽几千年沧桑而没有被湮没，还不断发扬光大。

 

道家文化是以易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道家最初称为道德家。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提出了以“道”为核心的思想体系,用“道”来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构成、变化和本原。主张“道法自然”,从天道无为、万物自然化生的观念出发,在否定古代神权主宰和神创说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庄子发展了原始道家的思想,更强调“道”的从无生有、变化莫测的性质。认为万物都是相对的,主张齐物我、齐是非、齐大小、齐贵贱,构想一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主观精神境界。

 

另外,道又与名法合流,逐渐形成黄老之学,以慎到、田骈等人为代表。法家申不害、韩非等人则汲取道家“自然主义”和权术思想,补充法治思想,故又以黄老、刑名并称。汉初,黄老之学受到统治阶级推崇,盛极一时。至汉武帝独尊儒术,黄老之风渐衰。然其自然观在反对谶纬神学斗争中起过作用。

 

同时,道家思想流入民间,对东汉末年农民起义及道教的产生有重要影响。佛教传入中国后,学者用老、庄注释佛典。以后宋明理学提倡儒家道统,排斥佛道。但对儒家学说,仍有吸取。道家思想源远流长,对中国的政治、思想、科技、文化、艺术等方面均有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道家的主要著作有《老子》、《庄子》、《列子》等。研究道家学说，不可忘记其理论基础易学。《易经》及因研究它而产生的易学，是汉族文化的精髓之一。

 

儒家文化是指孔子创建的儒家理论。在中国文化史上儒家占有重要地位。学说的主要内容是“相述(继承)尧舜,宪章(效法)文武”,崇尚“礼乐”、 “仁政”,重视孝忠等伦理道德教育。先秦百家中儒家是最重要的学派。战国儒家有八派,重要的有孟子、荀子两派。孟子一派强调恢复先天具有的“是非之心”,达到“天” “人”合一的境界,政治上提出“仁政”思想,提倡“以德服人”的王道,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荀子一派则从儒家立场吸取道家的自然观和法家的法术思想,形成以儒家为主兼容各家的思想体系。政治上主张王霸并用,礼法双行。汉武帝独尊儒术后不同时期的儒家学者都适应当时需要,从孔子学说中演绎出各种儒家学说。

 

 

在汉文化熏陶下形成的汉民族，有以下特征：

 

汉文化的第一个特征是群体至上原则。一个人,主要不是属于自己的,而是群体的一员。群体具有共同意志、共同人格。个人的意志,必须服从群体的共同意志,个体的人格,必须依附于群体的共同人格，因此,个人意志、独立人格、个人行为都是要受到限制的。群体的基本单位是家庭。家庭要干涉人的婚姻、志向、前程、交友等等。“父兄之命,媒妁之言”,决定一个人的婚姻的时代虽已结束,但家庭对一个人婚姻的干预还是很严重的,“门当户对”的思想还根深蒂固，真正以爱情为基础的幸福婚姻并不普遍。至于屈从父母的意志,去从事自己并不热爱的职业和专业,为父母读书的现象也很普遍。除了家庭至上以外,家族至上,团体党派帮派至上,国家民族至上,等等,都是这种群体至上意识的体现。这种群体至上意识,是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同西方文化个体至上的原则有着本质的区别。群体至上意识，强化了中国人人性约束机制，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使之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大动荡时期腥风血雨的考验,没有“鸟兽散”，坚强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然而,这种群体至上意识，过度压抑人性，使人性中一些积极的因素,如创造性、天才等,不能充分发挥,妨碍了民族素质的提高、社会的进步。当代汉族年轻人，基本上摆脱了汉文化群体至上的桎梏，走向“个体至上”。

 

汉文化的第二个特征是重“礼”爱面子。这个特征是与群体至上意识密切相关的。中国人用“礼”来约束个人的行动,调节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讲“礼”有“礼”的人“有面子”，反之则无面子。没了面子比死还可怕。不少人因丢脸而去自杀，就是中国人爱面子的极端的例子。应该说,讲“礼”是中华民族的优点,只不过,有些“礼”讲得过分了点,成为压抑人性的桎梏，是必须加以改良的。至于“礼”中的“三纲五常”,其中大部分属糟粕，是要摒弃的。

 

汉文化的第三个特征是以“君子”、“小人”作为评判人品高下的是非标准,重君子,轻小人,并自觉地修身养性,将自己培育成君子。在“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舍身成仁”；“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不畏强暴,不欺凌弱小”；“男儿膝下有黄金,不为斗米折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土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等等。在这样的光辉思想哺育下,古往今来,出现了一批批仁人志士,深切地关怀社会、国家，将社会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或精忠报国,杀身成仁；或鞠躬尽粹,死而后已；或不阿权贵,独立抗争,其高尚人格与辉煌业绩光照千秋,激励汉民族渡过一道道难关,高歌猛进。以这一批被誉为“社会良心”的仁人志士为核心,形成了汉民族代代相传的知识阶层。这个阶层具有独立的批判力量,能够剥开昏君奸臣偶像小人制造的重重迷雾,发现真理,将汉民族引向欣欣向荣的康庄大道,使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给人民带来幸福欢乐。

 

汉文化的第四个特征是性格内向。这种内向的性格是在长期礼教人性压抑机制高压下形成的。三纲五常,非礼勿视、勿听、勿言、勿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整套的伦理道德观念深入人心，使得中国人的性格趋于内向,喜怒不形于色,城府很深。这种违背人天性的性格的形成，是对人性过度压抑的结果，必然形成人性的扭曲，也产生了大量虚伪人格、多重人格，如口是心非、口蜜腹剑；“对人马列主义，对己自由主义”；死要面子活受罪；阿Q精神；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台上握手，台下踢脚；勾心斗角；嫉贤妒能等等民族的劣根性。当代汉族年轻人，在性格上发生了变化，走向“外向”。

 

 

汉民族的民族性植根于一种“苦旅文化”之中。这种文化的形成与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为群体至上意识有关。牺牲个人意志、独立人格、精神自由以服从群体，维护群体,处处提倡“忍耐”精神，如“小不忍则乱大谋”、“克己复礼”、“忍辱负重”，等等，极度压抑人性，中国人活得很苦，很累。为了汉人的幸福，汉民族传统的苦旅文化必须改革。

 

苦旅文化是流行于人性极度压抑时期的一种文化体系,它盛行于西方中世纪和东方中国宋明理学流行以来的时期。这种文化的特征是主张和实行对人欲的极度压抑。乐天文化是流行于人性复苏时代的一种文化体系，盛行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以后至今，东方也在近现代开始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流行。乐天文化的特征则是主张和实行对人欲适度的满足。

 

苦旅文化与乐天文化东西方均有,并非一地之特产。西方文化在中世纪宗教神学统治时期,苦旅文化占据了统治地位。经过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乐天文化成为西方文化的主体，而苦旅文化作为乐天文化的重要补充，一直存在并向乐天文化靠近。中国的乐天文化一直与苦旅文化共存共荣，只不过长期未占主导地位，但在近现代发展很快，有与苦旅文化平分秋色，并进一步夺取主阵地之势。

 

乐天文化与苦旅文化的本质区别是,乐天文化对人欲采取疏导战略，苦旅文化则对人欲采取压抑战略。乐天文化的行为学基础是性欲、情欲、爱欲；苦旅文化的行为学基础是灭欲、献身、超我。乐天文化的行为规则是适度压抑下的快乐原则，苦旅文化的行为规则是极度压抑下的现实原则。乐天文化的思想内核是个人至上；苦旅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至上。

 

苦旅文化和乐天文化，各有所长,各有所短。苦旅文化中,为了群体的生存发展，必须压抑个体的个性，抑制个人的欲望，以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为群体需要牺牲个人需要,必要时，还要以个人生命换取群体的生存，这其间不乏合理的成分。苦旅文化中的人情味去除了虚伪和势利的部分，也是令人向往的。家庭成员内部、圈子里、团体中,哥们儿姐们儿间相亲相爱，互相帮助，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什么不好？忧国忧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光辉思想,我们为何要扬弃？但是,在苦旅文化氛围中生活的人们，确实活得很苦，很累，与人生追求快乐幸福生活的目的大相径庭。乐天文化正是对苦旅文化不足的补充。然而，乐天文化中的纵欲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也是不足取的。

 

我们要吸取西方乐天文化，发掘汉民族乐天文化遗产，继承中国苦旅文化精髓，将人的行为从极度压抑人性下的现实原则导向适度压抑下的快乐原则，融合群体至上和个体至上意识，把个人思想自由与群体思想原则结合起来，重新构建汉民族的乐天文化体系，使社会幸福和个人幸福相统一，创造一个“既有个人心情舒畅，又有集中统一意志”的新社会，使汉人成为地球村优秀的公民。

 

《科学时报》 (2010-3-26 B1 科学与文化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