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110年的苏州大学，校园草木葳蕤，绿荫红瓦相映，环境幽美清新。吴门胜地的翰墨书香在这绿茵如盖，树影婆娑的校园中触手可及。建校于名城苏州的这所大学，不仅有着如这座城市一样精巧雅致的仪态，也有着和这个城市相得益彰的开放融合的灵魂。就是这个地方，中西合璧，百年蕴秀。

 

 

习惯上被苏大人称作“钟楼”的建筑早年又名“林堂”，系该校最古老的教学主楼，由英国设计师设计。钟楼以红砖勾勒框架和窗楣，青砖填充墙面，而柱式、线脚和花饰则为石制。该楼落成后，成为当时苏州地区规模最大的西式建筑，高高耸立的钟塔在外廊和两边壁柱的衬托下显得优雅挺拔，青红砖墙与石材条带组合而成的色彩基调沉着而明快。建筑上层的钟塔位于校区的中轴线上，顶部置有报时大钟。钟楼在建筑形式上隽秀雅致，比例优美精当。无论在当时还是历经百十年后的今天，钟楼都是整个学校的标志建筑。作为教会学校，东吴大学早期设有神学课程，师生的祈祷、布道活动多于此处进行。而象征圣母和天国的玫瑰窗、花式窗棂及钟塔是基督教堂建筑元素，它的引入则凸显学校的宗教氛围，也令其在一般的西式房屋中显得不同凡响。

 

钟楼落成后，成为当时苏州地区规模最大的西式建筑，校长孙乐文为此十分自豪，他自豪地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怀疑在中国是否还有另外一幢这样漂亮的大学建筑，恐怕没有比这更合适我们工作的大楼了。”

 

精正楼时名“孙堂”，为纪念首任校长孙乐文而命名。其外观不同于钟楼，呈现欧洲中世纪寨堡古朴厚重而内向的特色。主立面采取哥特式复兴构图，轮廓整齐庄重，比例均衡和谐，其入口处理成高大突出的尖券门廊。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中国工匠以高超的砖工技巧充分表现出西方传统建筑中复杂的线脚和装饰，风格纯正，工艺精湛，具有很高的艺术和技术水平，是近代西式风格建筑中难得的精品。

 

夏日的精正楼立面爬满了藤蔓，与美国东部常春藤大学校舍的面貌十分相似，斜阳夕照下凝视这座巍峨的建筑，说不出的高贵、雅致、神秘和幽静。

 

“葛堂”位于钟楼东面，于1922年奠基修建，是一幢为纪念葛赉恩校长的父亲而命名的理科大楼。“葛堂”外观方正朴实，以竖向线条作三段式处理，以哥特式扶壁和尖拱门洞装饰突出强调正中的入口大门。建成时顶部有哥特式的小尖塔，日久损坏。“葛堂”同样以红砖砌筑，造型简洁。

 

各式建筑从1903年至1935年，分10次陆续建成，这些建筑虽然每一幢都不同，但用材都以红砖叠砌为主的砖木混合结构，装饰上都有罗马式古典石柱和圈廊组合在一起，使整个校园显得整齐而又变化多端，疏朗而又气势磅礴，突出了教会学校建筑的异国风采，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教会大学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在建设过程中始终伴随着移植和本土化的二重奏，东吴大学的校舍规划设计大致倾向比较纯粹的西式做法，但也反映出一定的本土化内容，即在大体西化外形下包含的某种中西融和和折衷的意味，而这种特征表达得比较含蓄和微妙。

 

例如，东吴大学校园在总体格局和景观营造上秉承西方式的井然有序和平铺直叙，如轴线对称、道路齐整和规整宽阔的草坪，大意上保持着西方人的审美情趣。但局部又会点缀小块迂回曲折、意境深远的中式园林，如1929年学校运动场东隅堆土垒石建造的“石岩花园”和仁寿亭（今名沁心亭），亭台水榭，曲岸假山一应俱全，明显借鉴苏州园林的造景方法，尺寸不大却为校园略显平淡的布局增添几许灵动之气。

 

其次，尽管东吴大学校舍建筑在技术上采用比较典型的西式做法，但又夹杂着一些变通和地方化的处理。在外国职业建筑师控制之下，东吴大学主要校舍建筑无论是平面布置、主体结构、屋架和主要装修做法皆采用西人惯用之手法，其承重体系是西式砖（石）木混合体系。然而仔细研究，中国工匠仍然在建筑过程中“酌情处理”，掺入许多中国传统技术手段和审美趣味，从而使建筑技术、工艺方面呈现混合形态。例如当地工匠结合当地材料、施工工艺的变通做法，特别是在砖工方面有着创造性的贡献：利用青砖或红砖表现复杂的西式线脚、花饰。早期主要靠软砖磨光而成，后期引入先进工具如砖刨，使砖工线脚花饰的施工效率和质量大为提高，这种高超的技艺如今已经很难复制。

 

 

都说校园建筑是学校历史能触摸和观赏的载体，每栋楼的背后都藏着百年之前的一些人，一些事，那些具有历史印痕的建筑，演绎着老东吴的显赫和传奇。

 

对于每一位苏大学子来说，东吴大学牌坊前的红楼是一个神秘而令人神往的地方。红楼的门楣上镌刻着的一行英文“THELAURAHAYGOODMEMORIAL”，红楼原属“景海女塾”(景仰海淑德之意)。海淑德是美国基督教监理会派往中国的第一位女传教士，献身中国女子教育17年。

 

当时在上海传教的美南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发现，上海的社会已有很大变化，华人已经不再敌视和怀疑外国人，许多家长愿意送子女进教会学校，接受现代教育。但是，原有的慈善性质的免费学校由于都是穷人家的子女，富有的家长们不愿意送自己的子女就读。林乐知在1881年创办了中西学院，招收上流社会子弟入学。他还计划创办一所同样类型的女子学校，并为找到合适的校长而物色人选。

 

1878年，林乐知回国休假时，在海淑德服务的礼拜堂介绍中国情况，会后林乐知邀请海淑德来中国一同工作，当时海淑德并未答应。林乐知回到中国后，连续6年写信给她，1884年初，海淑德终于同意，动身来到上海，全心投入林乐知的计划，担任中西女塾第一任校长。1900年，海淑德在上海去世。监理会在苏州天赐庄所办的景海女师就是以她命名的。

 

不仅是海淑德，创办东吴大学之初，为了推动教会学校的发展，许许多多像她一样著名的传教士和西方人士投身到中国的教育事业之中，在苏大校园里，还有许许多多的建筑，它们还带着昔日的底蕴屹立在那里，告诉人们，当时有那么多的为了东吴大学的发展而作出贡献的人。

 

作为东吴大学第一任校长，孙乐文为东吴大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赢得了他在东吴校史上应有的地位。孙乐文也给后人留下了一笔思想遗产。他始终坚持教会学校应视教育工作为首要，传教工作为次要，强调教会教育在中国社会和教育变革中的关键作用。1912年11月16日，由弗吉尼亚林奇堡考特区教堂捐助的大楼被命名为“孙堂”，举行了献堂仪式。同日，孙乐文校长纪念碑于东吴校园揭幕，这座花岗岩纪念碑由中国学生和朋友们捐款七百多美元竖立。这一天，当塞西尔·安德生小姐拉开布幔为她父亲的纪念碑揭幕时，乐队奏起了《乔治亚进行曲》。乐队领队可能已经听说孙乐文是乔治亚人，这样，他的家人自然也会喜欢乔治亚的进行曲！多年来，3月16日便赋有礼仪的特征以纪念这位首任校长。此后，那一天被命名为“校节”，并且扩大到纪念其他在东吴大学的教育事业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人们。在某种程度上，这一天又成了“返校日”，虽然这个名称未被使用过。

 

葛赉恩、文乃史两位前校长和英文教授白约瑟也都是创建东吴大学的元老，在东吴服务数十年，殚精竭虑，对东吴大学的发展壮大多有所贡献。1928年，恰逢三人皆50华诞，学校为他们举行了中国典型的寿辰庆典。寿堂中披红挂彩，红烛高照。三位先生被请坐中央，接受师生亲友们的祝贺。东吴同学还特地建筑石岩花园，为喜庆留下一份永久的纪念。该院建于学校运动场东隅，“地虽不广，但幽雅宜人”。1929年4月5日，学校举行花园奉献礼，从此，校园又添一景。1948年，白约瑟已回美国。学校为葛赉恩、文乃史庆贺70寿辰，在石岩花园内建一纪念亭，取名仁寿亭。

 

如今，仁寿亭依然端立于护城河畔，每日殷勤守望苏大学子的成长。

 

《科学时报》 (2010-3-23 B4 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