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首都博物馆举办“利马窦——明末中西科学技术文化交融的使者”展览。

 

利马窦，意大利传教士，也是第一位把西方科技传播到中国的欧洲人。

 

16世纪晚期，利马窦来到中国，正是欧洲文艺复兴和第一次科学革命方兴未艾之际。利马窦来中国的目的当然是为了传播上帝的福音，然而他带来的三棱镜、日晷、自鸣钟等西洋玩意儿，他传播的数学、天文和地理知识，使中国知识界大开眼神，开启了晚明士大夫研习西学之风，从此对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影响深远的“西学东渐”的思潮一发不可收拾，绵延400年的中西文化交流，至今仍未停止。

 

2010年是利马窦逝世400周年。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利马窦在北京留下了珍贵的遗迹。

 

屹立在宣武门的天主堂，是北京最古老的教堂之一，它的兴建是与利玛窦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分不开的。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生于意大利的马切拉塔（Maccrata）。明万历十年（1582年）奉派到澳门学中文，后抵广东肇庆传教，以后又在韶州、南昌、南京至北京，与中国士大夫结交。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再次抵京，向明神宗朱翊钧进献自鸣钟、八音琴、三棱镜以及天主像、圣母像等，万历皇帝很感兴趣，于是利玛窦获准长驻北京传教，并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在宣武门内修建北京第一座天主堂，这就是俗称的南堂。

 

利玛窦是最早叩开中国的大门，把天主教传入中国，并向中国传播西方文明和科学技术的西方传教士，也是向西方介绍中华文明的重要人物。他带来了世界地图、地球仪、天体仪，传授西方数学、几何、力学等科学知识。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尤其是向中国传播现代科学技术，催生科学技术在中国的诞生，利玛窦功不可没。

 

欧洲的传教士是一手举着《圣经》和十字架，一手举着代表西方文明的科学技术成果，叩开中华封建帝国紧闭的大门。前者是他们不辞劳苦前往中国的目的，后者只不过是诱惑中国人的钓饵。就如医生哄孩子吃药先给一颗糖果一样。关于这一点，利玛窦本人也直言不讳，在利玛窦、金尼阁著《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自白：“多少世纪以来，上帝发现了不止用一种方法把人们吸引到他身边。垂钓人类的渔人以自己特殊的方法吸引人们的灵魂落入他的网中，也就不足为奇了。任何可能认为伦理学、物理学和数学在教会工作中并不重要的人，都是不知道中国人的口味的，他们缓慢地服用有益的精神药物，除非它有知识的佐料增添味道。利玛窦神父是用对中国人来说新奇的欧洲科学知识震惊了整个中国哲学界的，以充分的和逻辑的推理证明了它的新颖的真理。”

 

当时西方传教士带来用以“垂钓”中国知识界的科学知识，如今看来，有些是小学生都懂的常识，然而正是这些科普知识使中国知识界最有学问的饱学之士为之倾倒，拜倒在西方传教士的足下。《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提到，当时中国人不知道地球是圆的，不知道月蚀形成的原因，不知道有空气，没有见过有关地球整个表面的地图……等等，利玛窦正是以西方的科学知识的传播，用《山海舆地全图》、天球仪、地球仪以及其他仪器，使一向自视博学多闻的中国士大夫感到羞愧，认识到自己的无知。利玛窦用科学知识彻底动摇了中国知识精英的优越和自傲，于是进一步动摇他们的信仰，使不少人入了教，成为上帝的仆人，就是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了。

 

然而最能诱惑中国官员甚至皇帝的，不是欧几里德的几何和托勒密的宇宙观，而是利玛窦带到中国的堪称当时“高科技”的产品——自鸣钟、三棱镜之类。美国史学家丹尼尔·j·布尔斯廷的《发现者》一书，专辟一章“传教士的钟”，阐述了利玛窦是如何用自鸣钟叩开中国大门的。利玛窦花费了20年时间，想方设法要见到中国皇帝，以便争取到中国传教的合法性，始终未能如愿。不仅如此，还屡遭迫害，身陷囹圄，差点送命。可是，就在这时，奇迹出现了，“一天，皇帝心血来潮，突然记起曾经看到过的奏本，说道：‘那只钟现在在哪儿？我是说那只自鸣钟在哪儿？就是那些洋人在奏本中所说从远道带来给我的那只钟？’”布尔斯廷说，这样，利玛窦才被释放出狱，他的礼品也被送进宫中。

 

送给万历皇帝的贡品中，有两座意大利最新式样的精美计时器：一座由摆推动的大钟，一座由发条推动的小钟。据说由于皇帝非常喜欢的自鸣钟，走着走着突然不再走了，“皇帝这时像弄坏了玩具的小孩那样，命令大太监限利玛窦在三天之内使钟重新走动。”由于皇帝心血来潮，利玛窦期盼多年的夙愿终于得以实现。小小的自鸣钟的滴答声，召唤着他走进神秘的紫禁城，他的任务是教会“奉派修钟的四位数学家……掌握了调整时钟的足够知识”。据说“从那天起，皇帝准许两位神父进宫为他那具爱不释手的小钟上发条。皇帝不但喜欢观赏小钟，而且喜欢听它鸣响报时。这两名神父后来成为皇宫中的要人”。 利玛窦死后能在北京安葬，归根究底，也要感谢他送给万历皇帝的自鸣钟。万历爱屋及乌，以此作为回报吧。

 

由此也可看出，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的成功，在一定意义上，不是依靠上帝的力量，而是科学技术的魅力。最具代表的是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他是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进士，崇祯五年（1632年）升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崇祯六年兼任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是最早向利玛窦学习研究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包括天文、历法、数学、测量、水利等），并介绍到中国的人。他与利玛窦合译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以及后来编著《农政全书》、《崇祯历书》等，不仅在中国传播了西方的科学技术，也促进了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起步。

 

北京西城的马尾沟，一所校园的楼房之间，簇拥一处静谧的墓园，坐北朝南，前有汉白玉牌坊，绿篱夹道，灰砖筑墙，墙内碑石林立。这里便是在京传教士的公墓。墓园占地不大，分为东西两处。东边一处有墓碑数十块。西边的一处有墓碑三块：中间为利玛窦，左右分别是汤若望、南怀仁（这三位都是明清时期在中国的著名传教士）。利玛窦的墓碑上刻着“耶稣会士利公之墓”，墓志有拉丁文和中文两种，字迹清晰，其中文志云：“利先生，讳玛窦，号西泰，大西洋意大里亚国人。自幼入会真修，明万历壬午年航海首入中华衍教。万历庚子年来都，万历庚戍年卒，在世五十九年，在会四十二年。”万历三十八年六月（1610年5月11日），利玛窦在北京病逝，享年58岁。

 

依照惯例，客死中国各地的传教士都必须迁葬澳门神学院墓地。经过一番周折，万历皇帝特批，将阜城门外二里沟（现马尾沟法国教堂后侧）一处栅栏官地拨给利玛窦作为墓地，利玛窦也是第一个安葬在北京的西方传教士。

 

4个世纪的岁月已经过去，想起先驱者的坚忍不拔，很是令人钦佩。（图片摄影/郑培明）

 

《科学时报》 (2010-3-12 B1 科学与文化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