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彻夜的鞭炮声和觥筹交错的年夜饭，虎年隆重地来到人间。“虎年大吉”、“虎虎生威”这一类吉祥的祝辞，在亿万人嘴里传递着，使用频率创下新高。中国人对老虎似乎情有独钟，老虎造型威严、勇猛而且美丽的形象，在中国古老的原始艺术和行为观念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勇猛善战的军人称为虎将，健康的孩子命名为虎娃，调兵遣将的凭证称为虎符……直到今天，以老虎为原型的工艺品广受青睐，就连许多身怀六甲的准妈妈也要求提前剖腹产，为的是生下一个可爱的“虎头虎脑”的“虎宝宝”。

 

不过话说回来，中国人对于老虎的感情是相当复杂、自相矛盾的，如果仅仅从春节期间人们对老虎的热情来判断，连老虎本身恐怕也会感动得热泪盈眶。其实这是假象，从老虎在中国的生存状况及老虎的遭遇，结论可能恰恰相反。

 

我小的时候，老虎还很多，那当然是遥远的往事了。那时我家住在庐山脚下，时常听说山上有野生的老虎出没，老虎闯入农家偷袭家畜的事时有耳闻，也有猎户围捕老虎的消息。后来更多的则是大规模的“打虎运动”，还因而产生了很多打虎英雄。中国当年捕杀了多少老虎我不清楚，但是除了动物园里的老虎之外，老虎这个物种在中国濒于灭绝，大概是不争的事实。

 

近日读英国学者苏茜·格林撰著的《虎》，书中写到，老虎虽然以其雄伟的形象被人们喻为森林之王，成为帝王、国家和军事力量的象征，但是这种地球上最强大的食肉动物却逃脱不了濒临灭绝的命运，这是耐人寻味的。

 

首先，这一现象本身包含着非常复杂的文化因素。“降龙伏虎”以抬升自身的地位，是人类历来的思维逻辑。既然老虎是百兽之王，那么能够杀死老虎的人必定是异于常人的英雄。据史料记载，清代帝王在木兰围场猎杀的动物中，康熙皇帝玄烨猎杀老虎135只、乾隆皇帝弘历猎杀老虎58只（见陈沭辛著《木兰围场风情史话》，中国华侨出版社）。

 

《虎》的作者苏茜·格林指出：“当英国殖民者占领了印度，虎被大量猎杀，它们的安身之所也遭到严重破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47年，印度独立后，对于历经屠戮处在灭绝的老虎却是又一次灾难的开端。“殖民时代虽然大量猎虎，但狩猎者毕竟仅限于统治阶层。曾经专属于贵族的特权一旦落入人民之手，变成了民主权利，虎的灭顶之灾也降临了。业余猎手、狩猎旅行社（他们把猎虎做成了假期旅游套餐）、专职偷猎者，甚至农民都参与其中。这还不够，再加上有组织的大规模猎虎活动，还要布网、挖陷阱、设捕兽夹、烧毁森林。1600年虎的数量尚且远远超过100000只，1900年减到50000只，及至1970年更下降到不足2500只”。“在孟加拉地区，虎根本毫无生存机会，它们随时会遭捕杀，不管是在睡眠、交配、进食还是捕食，人们甚至从温度尚存的雌虎腹中取出虎胎，好虚报猎获数字。虎赖以生存的森林被毁，只剩下支离破碎的小片林地，令它们无处可逃。1800年左右，虎对人类的反应完全被恐惧所支配，虎每天都提心吊胆。森林日夜受到侵扰加上无休止的折磨，令它变得像战乱中的人那样好斗”。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中国，据动物学家谭邦杰编著的《虎》（科学普及出版社，1979年12月）透露：1959年2月林业部颁布的文件《关于积极开展狩猎事业的指示》，一方面强调对东北虎的保护，同时又提出“应鼓励猎民以根除四害的精神，大力捕杀对人畜和农林作物有害的鸟兽，如狼、虎、豹、熊、野猪等”。苏茜·格林也指出：“在中国，有一个时期，虎被贴上了‘害人’的标签，鼓励灭虎。这不仅给虎敲响了丧钟，也将中国自古尊为灵兽的形象、阴的化身——白虎——彻底打碎。”作者认为，由于人类的凶残猎杀，失去了生存空间和大自然提供的食物，致使难以生存的老虎变得野性大发，开始袭击人类，这都是被逼出来的。

 

给老虎带来灾难的另一个貌似科学的现象，是长期以来视老虎骨头和生殖器为灵丹妙药，中国流行的以虎骨泡酒作为一剂治疗跌打损伤和去风湿的中药，曾经是很普遍的。我无法判断其药用价值的可靠性，但是毫无疑问，经济利益的驱使，是导致对老虎的猎杀，以及时至今日偷猎行为仍有发生的动力。“在亚洲，人们把虎与性、力量相关联，这对虎来说则非常不幸——几百甚至几千年来，虎鞭、虎板油和其他器官一直是公认的壮阳药。”作者指出，“这些需求早已给生活在中国的虎类种群敲响了丧钟，把泰国的种群数量降到不足150只，并预示着虎也有可能在印度消失。”

 

人类仍在不断地扩大自己在地球上的生存空间，这个趋势恐怕是挡不住也改变不了的。这也意味着幸存的、为数不多的虎们仍然面临生存空间挤压的威胁。目前，国际社会已经意识到如不采取紧急措施，老虎这一物种的灭绝是迟早的事。相关的法律和国际公约已经颁布，保护措施也在落实，但愿虎们在人类划定的保护区生存繁衍，绵延下去不致灭绝，这也是人类痛改前非的一个最大的成果。

 

千万不要虎头蛇尾哟！这是虎年我的企望。

 

《科学时报》 (2010-3-11 B3 社科 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