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堂
这不是一个自作多情的母语话题：一些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确与中华古籍曾有过某种不解之缘：或受过中华传统文化熏陶，或受过中华先哲的启迪，或用东方神秘文化、印证过自己闪光的发现。
玻尔“并协说”与太极图
因“研究原子结构”成就卓著，丹麦物理学家玻尔，荣获19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在哥本哈根大学，其创立了理论物理研究所，该所先后诞生过近1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创造了闻名世界的“哥本哈根精神”。后来儿子奥格·玻尔，因创立“核结构新理论”，又荣获197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就这样一位20世纪科学巨人，对中华古籍却情有独钟。1962年，中科院冼鼎昌到玻尔理论物理研究所工作，一天被邀到其家做客，玻尔饶有兴致地谈起了中国哲学，特别是关于《易经》的谈话，给冼鼎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1937年玻尔携夫人来中国访问；奥格·玻尔也曾于1962年、1973年两次访问中国，第三代玻尔也来中国访问过。20世纪初，物理学界提出著名“波粒二象说”，后又提出“测不准原理”；1927年玻尔在充分肯定“测不准原理”同时，自己又提出“并协原理”。玻尔认为：“波粒二象”既是互相排斥、又是确定存在的，即：并协、互补。真理具有两个侧面，如同一枚钱币具有两个侧面一样，每个侧面都是正确的；它们是对立的，但又是并协的。后来玻尔逐渐把并协原理，发展为一种并协哲学。1947年，因玻尔在科学上的杰出成就及对丹麦文化的重要贡献，丹麦国王破格授予其荣誉徽章；当玻尔必须为自己礼仪罩袍上选定一个图案时，他选定了中国古代“太极图”，并题词：“对立物是并协的（互补的）。”太极图准确、形象、完美地表达了并协原理的深刻内涵，是人类对“宇宙生成”符号表达的极致；表明玻尔承认中国古代文明与现代科学之间深刻的和谐一致，用东方神秘文化印证了物理学尖端科学理论。玻尔发现了“太极图”，太极图又有力地证明了玻尔；古老太极图与先锋并协说，也是一次东西文化的浑然天成的“并协”。
海森伯“测不准说”与老子
德国理论物理学家海森伯，发现了著名的“测不准原理”：亚原子粒子的位置和动量，不可能同时准确测量；测准了一方，另一方就肯定测不准了。因其在量子力学理论上的重大建树，于1932年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无巧不成书，“测不准说”与《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在学理上不谋而合：能讲清楚的道就不是永恒的道，能冠以名字的名就不是永恒的名；永恒的“道”与“名”也是“测不准的”。虽然海森伯在首创“测不准原理”时，没提及《老子》；但面对同一个世界，东西方哲人心智是相通的，因而也必然会生成同一思维走向的文明话语。海森伯虽没提及《老子》，但对《庄子》却产生过强烈学术共鸣。早在战后的50年代，海森伯就发表过“技术哲学”见解，且影响很大。他非常赞赏庄子《外篇·天地》的主张：使用机器是有危险的——“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海森伯在多次讲演中，提及庄子的这段“技术有害论”话语，并倍加推崇。庄子认为：使用机器会滋生机心，机心会破坏、干扰灵魂的淳朴和宁静，以致影响到人对“道”的掌运。后来，海森伯又把庄子本段话语引进其专著里，表明对中华先哲睿智的认同。海森伯曾十分痛苦地感慨：“人类总有一天会认识到，我们实际上已拥有足以摧毁整个地球的能力；因此我们很可能把自己带到世界末日。”“按照生态平衡说，地球上每一个物种仅仅是生物链中一个环节；没有任何制约的物种，最后会自行灭绝。”一针见血、鞭辟入里、振聋发聩！这简直就是老庄哲学的“德国版”。弃圣去智、抱真守一、回归自然，是老庄的终极追求；人类只有理性地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才能不致于毁灭地球——人类唯一的家园。2000年前的老庄与20世纪的海森伯，真可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汤川秀树“介子说”与《庄子》
1949年12月，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因1935年首创“介子场理论”，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日本第一位诺奖获得者。而深厚的老庄哲学修养，则是他创造性直觉思维的文化背景之一。汤川与中华古籍有着特殊情缘：他从小就接受了外祖父每天晚上的“诵读”训练：先是四书，然后是五经、唐宋八大家、《十八史》，一直读到《资治通鉴》。他最喜欢《庄子》，从中感触到一种比较自由的思维方式；从《庄子》中，汤川读出对基本粒子世界的许多天才般的暗示；他高度赞扬了中国人擅长的直觉、模拟等思维方式；并直言不讳：他的介子理论与《庄子》“混沌”寓言有关。后来还从李白“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中得到感悟，提出了物理学上的“基元域”理论（最小的不可再分的区域）。《庄子·应帝王》云：南海之帝名倏，北海之帝名忽，中央之帝名混沌。倏与忽常相遇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厚。倏与忽谋报混沌之德，于是始为混沌开凿七窍，七天七窍成，混沌却死亡了。此寓言大大激发了其想象力：难道“倏”与“忽”像两种基本粒子，“相与遇于混沌之地”，俨然是粒子对撞。而“混沌”可能是苦苦追寻的、更基本的粒子构造。《庄子》为汤川的自由想象插上了翅膀，并在眼前打开一个宏阔而愉快的遐想世界，于是捕捉到了“介子理论”这颗新星。他形象地比喻：我通过把“倏”和“忽”看成某种类似基本粒子的东西而自得其乐。只要他们还在自由乱窜，什么事也不会发生；直到他们从南到北相遇于混沌之地，这时就会发生像基本粒子碰撞那样的事件。混沌的无序状态，可看成把基本粒子包裹起来的时间和空间。汤川从“混沌”思想联系到“核力”研究，把“倏”与“忽”神奇地想象为粒子在“混沌”这个“基元域”的碰撞，于是成功地发现了“介子”理论。《庄子》为汤川插上了想象的翅膀，汤川为《庄子》张扬了逍遥的魅力。
杨李“不对等说”与《周易》
1956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在美国《物理评论》上发表《对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质疑》，认为至少在弱相互作用领域内，宇称并不守恒。年底，吴健雄等通过实验证实了这一理论。1957年12月10日，年轻的杨李满面春风地登上了斯德哥尔摩领奖台，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俩是最早获得诺奖的中国人。杨振宁获奖后说：“我怀疑德国物理学家拿波特的奇偶性意见，这和我40年代在云南昆明西南联大做大学生时代念《易经》的心得有关。《易经》中既有阴阳相对的道理，也有阴阳消长或阳盛阴衰、阴盛阳衰，剥久必复、否极泰来的道理。”1964年2月，美国《前锋论坛报》科学编辑专文赞美杨李，指出李政道仍与中国历史和哲学有着精神上的联系；又说杨振宁爱好中国的《易经》和哲学，才使他能够有这种特殊想象力。的确，杨李对《易经》都有很浓厚的兴趣，他们不仅一直在玩味着《易经》象、数、理之神韵，还琢磨着怎样用《易经》哲理，来探索某些物理定律是否可突破。20世纪80年代李政道讲学时，反复强调《易经》与量子力学相通之处：“在量子力学中有一条很根本的、很重要的测不准定律，说明我们永远测不准一切的。测准了一个方面，就一定测不准另一方面。所以这些道理都和《易经》学术相近的。《周易·系辞》：‘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这就指明白事物之理，并不是数字所能分能穷的。”杨李早期对《周易》情有独钟：一则因其母语为汉语，《周易》为汉语中群经之首、大道之原；再则，二人又是汉语语境中的知识精英，自然对《周易》钟爱有加，从中受到哲理启发，使其思维触角向更深、更广处延伸。《周易》启迪了杨李的智慧，杨李诠释了《周易》的神奇。
同一个世界，同一湾心灵。人类文明生成的原点是人的心灵，心有灵犀一点通，于是一些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来中华五千年文明矿藏中“掘宝”，中华古籍就成为诺奖获得者眼中的一片智慧绿野。
《科学时报》 (2010-2-26 B2 科苑走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