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文人多强项。正直强硬和敢为天下先，恐怕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两大传统特点。东汉的两次“党锢之祸”就是很好的证明。

 

这场运动导致了两次宦官伙同皇帝迫害正直的官吏尤其是官僚文人的事件，史称“党锢之祸”，在这两次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中，官僚文人的表现确实是可歌可泣的。

 

汉桓帝依靠五个宦官把专权二十余年的大将军梁冀除掉了，桓帝封除梁冀有功的五个宦官为“五侯”。他们的弟子亲朋也纷纷升官。这些人独霸一方，为非作歹，多是强盗行径。至于朝政，更为他们所把持，弄得小人趋进，贤士引退，政治一片腐败混乱。

 

在梁冀当权的时候，官僚文人就没有间断同梁冀的斗争，以至李固、杜乔被杀；梁冀既除，官僚文人集团绝没有加入到宦官一边来，而是站在正义的一边，开始了同宦官集团持久不懈的斗争。

 

初期的斗争以李膺为代表。李膺生性高傲，不喜与人交往。但他很有学问，为人又刚正不阿，在社会上名气很大，极受人们的推崇，一般的士人很难受到他的接见，有人如能有幸与他会谈，立刻就会身价百倍，所以，当时的人把李膺的家门比作“龙门”，把士人跨进李膺的家门叫做“鲤鱼登龙门”。

 

汉桓帝延熹二年（159年），李膺被任命为河南尹，他联合耿直的官吏如廷尉冯绲、大司农刘佑等人一起打击宦官势力。羊元群在北海任上罢官回家，带走了许多财宝，甚至连厕所里的东西也带了回去。李膺上表请桓帝惩处羊元群，谁知羊元群用贪得的赃物贿通了宦官，反把李膺、冯绲、刘佑及郡太守等地方官一起逮捕入狱，经大臣陈蕃及司隶校尉应奉求情，李膺三人才被罚做苦工抵罪，后解免回家。

 

后来，李膺因名声太大又被起用为司隶校尉。司隶校尉是主管京城军事和治安的官员，在任上，他更加不畏权威，惩处宦官。野王县令张朔，是掌管宫门的权监张让的弟弟，他倚仗哥哥横行残暴，竟至杀孕妇取乐。李膺当了司隶校尉后，张朔十分恐惧，逃到张让的家里以躲避惩罚。李膺闻讯，立即派兵搜捕，张让也知李膺不好惹，吓得连忙让张朔藏在特制的空心柱子里。李膺搜查时发现了这个柱子，让人劈开，捕获了张朔，稍经审讯，就将他处死了。

 

张让跑到桓帝那里去喊冤，桓帝把李膺叫来，说他杀人太快，未经请示就擅自处决。李膺满腹经纶，当时又时兴经义决狱，他就引用孔子《春秋》中肯定晋文公处置卫成公之例，证明自己做得并不过分。李膺还说：“孔子当了鲁国司寇才七天就杀了少正卯，我上任已十多天了，才干了一件事，我以为皇上会因为我没有尽快地惩治坏人来责备我，没想到因为把该杀的人及早地杀了受到责难。我自知有失职守，还当更加勤勉，请陛下再宽限我五天，让我把大坏蛋都杀光，那时再来听从陛下的处分，就是死也甘心了。”

 

官僚文人集团的正直行为是不会为宦官们所容的，他们寻找时机，准备来一次大反扑，他们不仅要除掉李膺等人，还要把那些聚众清谈、抨击朝政的“党人”一网打尽。这样的机会终于来临了。

 

张成其人神通广大，结交宦官，横行不法，连皇帝都听说过他。他从宦官那里知道了皇上要颁布大赦令消息，就怂恿儿子杀人。李膺知道了，立即逮捕了张成的儿子，就在这时，大赦令也颁布下来。可是李膺知道张成预先得知了消息，加上十分仇视宦官集团，就没有遵守大赦令，杀了张成的儿子。这一下，宦官集团抓住了把柄，由张成的徒弟上书给皇帝说李膺不遵皇命，并诬告他交结京城的太学生和各郡的读书人，结党营私，诽谤朝政，败坏风纪。

 

在宦官们的唆使怂恿下，桓帝诏告天下，大捕所谓的“党人”，除李膺之外，还有二百多官僚文人和太学生被捕。这些人身戴刑具，囚在狱中，以被蒙头，受到严刑拷打。李膺不仅骨头硬，斗争的策略也很巧妙。他的供词多涉及宦官子弟，宦官们越审越觉得要引火烧身，也就不敢再行追问。

 

这就是东汉时期的第一次“党锢之祸”。

 

在第二次“党锢之祸”中，被杀的不仅有名士，还有一些没有被记入正史的，他们的事迹也非常感人。例如：李膺因党锢之祸死在狱中，他的弟子和原来的下属官员都受到牵连，被削官为民，终身禁锢，不得再次当官。当时，侍御史景毅的儿子是李膺的学生，因为名册上没有他的名字，便没有被贬。景毅慷慨地说：“本来因为李膺有才有德，我才把儿子送去做他的学生，哪里能因为名册上漏掉了我儿子的名字，就让他逍遥苟且呢？”于是就上书说明情况，拒绝让儿子回家。

 

张俭因为党祸逃亡在外，处境艰难、窘迫，但他每到一处，人们总是冒着家破人亡的危险收留他。张俭经过的地方，因窝藏他而被处死的有十多人。后来流亡到东莱（今山东境内），藏在李笃家里，外黄（今河南民权县）县令毛钦，带着兵器来到李笃家。李笃对毛钦说：“张俭逃亡在外，不是他的罪过。即使找到他，难道你忍心抓他吗？”毛钦抚着李笃的肩膀说：“你为什么独自讲求仁义而不让别人也为君子呢？”说完，叹息着走了。张俭因此而幸免于难。

 

官僚文人集团虽败在宦官集团的屠刀之下，但其意义却永不泯灭。一是其坚强不屈、正直不阿的人格光彩，不论是谁都无法完全抹杀，这种精神，保证了中华民族即使在最黑暗的时期也不会彻底丧失良心和导向，也不会完全沿着卑庸和无耻的道路滑落下去；一是他们开了官僚文人和书生学子联袂抗争的先河。

 

何以官僚文人和书生学子总是不讨封建统治者的喜欢？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些人代表了一种理想，一种不满足的要求。他们总是站在社会现实的前面去呼唤更好的现实出现，因而，无论在什么时候，他们又都是现实社会的批评者，他们不讨统治者的喜欢，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如果他们处处时时与现实同步，那社会就失去了前进的导向和精神动力，只能堕向平庸、无耻乃至倒退的深渊！

 

官僚文人和书生学子总是伸长了脖子去挑社会的刺，也许他们伸长了脖子本来就是为了挨杀。不过，也正是因为他们昂起了强硬不屈的头颅，中国的古代社会才得以延续发展！

 

 

《科学时报》 (2010-2-25 B4 月末书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