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本报高级记者李浩鸣和他的学生邓晓丽共同撰写并由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追寻轨迹1959～2009——南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变革求新发展之路》，记述了一个国立科研所与现代科技企业半个世纪走过的发展历程，真实、生动而且深刻，不但让读者通过这部书了解到一个科研机构向大型科技企业集团转型过程中50年起伏跌宕、跨越发展的和她所折射的社会变革，亦值得科技与新闻领域的从业者阅读和思考。

 

也许有人会说，不就是一部科研型企业的报告文学吗？图书市场上这样的书籍何其多哉！确实，正如市场上物质供给极大丰富一样，五颜六色的图书让人目不暇接，与企业相关的报告文学如过江之鲫，蹦蹦跳跳地朝读者微笑。但是这部书，让我感觉到极大的不同。不同在哪里呢？就是这部书有一种近年少有的“追”与“寻”。

 

这部书“追”的是原汁原味的真实。大家都知道大作家徐迟空谷足音的《哥德巴赫猜想》，至今让我们回味无穷。可是瑜不掩瑕的是，与当时许多报告文学作品一样，《哥德巴赫猜想》的文学性强而报告性弱。由此衍生出关于这类作品评价标准的强烈争论。不管怎么说，报告文学应该更多地靠近新闻通讯，否则这种文体就难以存在。《追寻轨迹》讲到的其人、其时、其事，桩桩件件皆可考证。书中所举的人与事具有严格新闻的几个“W”要素，任何人如果有兴趣都可以按书索骥，追根寻源。这是最硬的基本功。

 

这部书“寻”的是报告文学写作的灵魂。说起来也许并不深奥，那就是一切让事实说话。值得我们反思的是究竟有多少作者做到了呢！许多人动辄指责作者屈服于市场压力或者经济利益，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文化原因：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思维方式的感性成分与悟性成分非常发达，而理性成分与逻辑思维相对弱化。许多自称知识分子的朋友激情充沛甚至汪洋恣肆，特别是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学者们往往靠激情催赶文字，自诩道德优势，喜欢居高临下地训导读者，文字表达上煽情重于说理，高屋建瓴多于无声润物，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远远超出一是一，二是二的如实记述，再加上动不动的反诘名式，即使理由不充分也能把文章做得风生水起，读者往往也缺乏冷静和耐心，有意无意地跟着感觉走，导致许多问题缺乏相互尊重的讨论气氛。

 

正是《追寻轨迹》体现的这种朴实无华的“追”与“寻”形成作者独特的文体意识。以我的经验忖度，这亦与作者的经历与学识密切相关。李浩鸣先生是一位自然科学研究出身的学者，曾跟随创立地洼学说而与李四光先生齐名的大地构造学家陈国达院士，从事地球科学及成矿学科研工作，养成凡事认真的研究态度。而立之年后因兴趣使然，离开科研管理而从事科技新闻，一干就是20多年，知天命之年后又放弃媒体领导职务，重开风景线，在岳麓山的“千年学府”湖南大学办学授徒。邓晓丽就是其得意弟子之一。据李浩鸣先生讲，他之所以决定写这部书，是将自己的三个情结融为一体，那就是研究情结、新闻情结与科技企业情结。这仅仅从行文之间即能感觉得到。有的章节紧锣密鼓，甚至让你间不容发，连气也顾不得喘上一口，有的章节则柔板轻弦，让你悠然恬淡又若有所思。这一紧一慢，一动一静，既规定了叙事的路径，也调适了叙述的节奏。而这紧慢之际，动静之间，又不是均衡用力，而是错落有致，一路叙说下来，叮当有声，仪态万方。让我们启迪净化之际又得到美的享受。

 

《追寻轨迹》一书的优长多多，自然使读者有独特的阅读快感，而我看重的，却在这上头，读者或许以为我饶舌呢。至于书中写活的那些雄才大略者，不必由我臧否，还是读原著为宜。

 

《科学时报》 (2010-2-25 B3 社科 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