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底，清华师生终于迎来了解放的时刻，历经沧桑的清华园从此翻开了崭新篇章。“我们终于在长夜渴望中获得了解放，我们对人民解放军进行革命的英勇和坚决，感觉无限的振奋……我们为中华民族的光明前途而鼓舞，我们为中国人民的新曙光而欢腾！”这是广大师生发自肺腑的时代宣言。沐浴着新中国的阳光，师生们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建设的伟大事业中。

 

 

当人民解放军正式接管北平城，有责任心的知识分子都在认真思考着：怎样才能在国家建设事业中发挥作用，来迎接这个伟大的变革。

 

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在北平召开，研究建国的有关事项。国名问题是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各小组对此争论颇为激烈。有人提议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也有人提议用“中华人民民主国”，简称“中华民国”或“中华民主国”。清华大学张奚若教授以爱国民主人士的身份出席会议，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提出：“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焉有人民而不民主哉？”“去掉‘民主’二字，从下面的解释也是很容易明白的：是共和而非专制，是民主而非君主，是人民而非布尔乔亚的国家。”与会代表经过反复讨论，一致同意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7月，新政协筹委会在《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大报纸上刊登《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的启事》，全国各界人士纷纷投身其中。同时，清华大学营建系（1949年前和1952年以后称为建筑系）主任梁思成教授与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诗人艾青被聘为政协筹委会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顾问。由于国徽设计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截至8月20日，征集到的国徽设计方案由于存在各种不足，均未被采纳。因此，在1949年9月下旬的政协全体会上，只通过了国旗方案和国歌词谱，没有公布国徽方案。由于一时间无法挑选出合适的国徽图案，政协常委会决定另请专家来设计。

 

清华大学营建系林徽因等应邀于1949年10月23日提交了一个国徽图案。该图案以璧或瑗为主体，以国名、五星、齿轮、嘉禾为主要题材，红绶穿璧的结衬托而成图案的整体，寓“和平统一”之意，注重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且首次将国旗上的五颗金星纳入国徽设计。

 

在此期间，美术家张仃和仲灵也被委托进行国徽设计，提交了5个设计方案。后来，张仃受开国大典盛况的启发，又设计了一个以彩色斜透视天安门为主体的国徽图案。

 

1950年6月10日，全国政协常委会原则通过使用天安门图形，因为它既代表了中国古老悠久的历史文化，又是中国革命的发端（五四运动）与胜利（开国大典）的见证，但总体方案仍需修改。6月11日晚，周恩来总理亲自约请梁思成先生，请他在清华大学组织教师，按政协常委会提出的要求，以天安门为主体设计国徽图案。梁思成和林徽因第二天一早在清华新林院8号家中召集营建系教师莫宗江、李宗津、朱畅中、汪国瑜、胡允敬、张昌龄开会，组成清华大学国徽设计小组，开展设计工作，同时传达了周总理要求国徽图案内容增加稻穗的意见。

 

清华设计组根据实测，采用建筑立面图，极其精准地绘制出一个庄严雄伟的天安门城楼，并在天安门上方布置了五颗金星，红底五星寓意一面满天空的国旗。设计采用金、红两色，庄严大方，既具有民族特色，又避免与其他国家国徽相雷同。1950年6月20日，国徽审查小组最后一次召开评审会议，最终选定清华大学营建系完成的国徽方案。1950年6月23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主席主持通过决议，同意国徽审查组的报告和所报送的国徽图案。9月20日，毛泽东签署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说明是：“国徽的内容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稻穗，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胜利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

 

后来，国徽图案由清华营建系教师高庄进行了深度加工，他对原有图案进行了精心修改与完善，处理了天安门、麦穗、齿轮和五星之间的审美统一，实现了国徽设计从平面图案到立体浮雕的品质飞跃。

 

国徽作为新中国的标志，凝结了一大批专家、学者的集体智慧。就像高庄所言，每一位参与设计者都有一个愿望：“就是想使我们的国徽更庄严，更明朗，更健康，更坚强，更程式化，更统一，更有理性，更有组织，更有纪律，更符合于应用的条件，并赋以更高的民族气魄和时代精神，以冀我们的国徽的艺术性提高到国际水平和千万年久远的将来。”

 

在完成国徽设计任务之后，清华大学营建系在梁思成、林徽因的带领下，马上又投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之中。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决定在北京天安门前建立一个纪念碑，纪念在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通过决议后即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纪念碑的奠基典礼，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专门成立，北京市市长彭真任主任委员，郑振铎、梁思成任副主任委员，开始向全国征求设计方案。然而，纪念物用什么主题，采取什么形式，各方意见不一。

 

梁思成和林徽因一致主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应以碑的形式为主，以碑文为中心主题。当时，他们最担心的是，如果以雕像为主，天安门前建筑群的和谐可能会被苏联的青铜骑士之类的雕像破坏。中国的现实情况与外国不同，人民英雄纪念碑是纪念鸦片战争以来跨越百年的无数人和事，无论用具体或抽象的雕塑都难以构思和表达。经过反复讨论，委员会采纳了梁思成和林徽因建议的设计方案，即以碑为主，以碑文为主题，碑身四面有大型的浮雕。为了确定浮雕的题材内容，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史料编审委员会”，由历史学家范文澜主持，最终用10块浮雕全景式地展现了中国近现代革命历程。

 

为了纪念碑的设计，以梁思成、林徽因为代表的许多建筑师、雕刻家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劳动。林徽因还未见到她参与设计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矗立于天安门广场，便与世长辞了。这批可敬的知识分子，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对新中国的热爱，将自己的知识与智慧无私奉献给新中国的建设伟业。

 

《科学时报》 (2010-10-26 B4 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