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种语言的文本被引入到另一种语言中时，译本与原作间的关系总是错综而微妙的，一方面，翻译不可避免的意义损耗使得原作在译本的遮蔽下变得面目全非，另一方面，话语的延异性又使译本铺陈出新的文本肢体，于不经意之处拓展了原作的意义空间，这种相互牵曳的效果在学术著作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一个精良的译本可能会拯救一本内涵平庸的著作，而一个糟糕的译本必定会葬送一本佳作的远大前程，因此在翻译的游戏中，译者之功善莫大焉。

 

然而人总是嵌入在历史当中，每一个文本的翻译都是在特定的知识背景和历史情境下进行的，完美的翻译以及完整的意义转换总是可望而不可求，所以那些为世代学人所公认的经典之作总是因历史的前行而获得一个又一个不断精酌的新译本，犹如雨后草叶上的水滴般孜孜不倦地折射出七彩的虹光。从这个意义上讲，译本的数量或可作为著作质量的一个重要参考，里程碑式的著作总是拥有推陈出新的译本，而富有争议、尚待推定的文本总是招来为数众多的考据者和版本学家。

 

如果以上述视角来看待《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下简称《伦理》）一书在中国的译介与推广进程，可以说，这个文本的中文化经历堪称传奇。《伦理》初创于1904~1905年，美洲旅行归来后，韦伯决心从文化和精神角度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理解和归因，分两部分将《伦理》这篇长文发表在《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上。与许多经典著作一样，《伦理》并未为当时的舆论所认可，而是因其独特的理论假设而招致宗教界和学术圈的双重批评，因而于1920年修订再版。1930年，帕森斯将《伦理》译为英文并在美出版，很快被社会学家们奉为经典之作并广为流传。

 

韦伯力求通过《伦理》来探讨一个基础性的前提问题：是什么使得现代资本主义起源于西方，而不是世界的其他角落？韦伯给出的答案是，精神气质影响经济行为，现代资本主义（而不是仅限于商品交换为基本特征的宽泛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关涉到某种具备合法性的“社会精神气质”（ethos），正是这种“劳动[是]绝对的自在目的”的经济伦理观念触发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分工秩序和对利益的理性追求。这里所讲的“ethos”与“伦理”即“ethic”一词拥有同样的词源，意指习惯、传统或自历史以降的既成习俗。韦伯相信，在路德宗、加尔文宗、虔信派等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的宗教思想框架之间，新教那种鼓励节俭，强调禁欲、奉献与责任的价值诉求与现代资本主义工作至上、服从管理、整齐划一的需要具有某种先天的亲和性。逐利并非为了享乐，而是为了自我实现和履行天职，这种精神气质使得资本的自我积累成为可能，并因此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中国学者们相信，韦伯所描述的这种精神气质与经济行为的共变也可被应用于东亚以儒家观念为主导的礼俗秩序社会，因此《伦理》的译本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层出不穷，首开先河的当数1986年黄晓京、彭强译的四川人民出版社译本，但当时本书系收录于“走向未来”丛书，因此风格偏向普及大众。其后1987年甘阳、刘小枫译的三联书店译本在学界影响较大，以那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的著名长句为学人所熟知，但也有其致命伤，那就是因篇幅所限，这个译本删去了占全文半幅以上的尾注，而这一部分正是1905~1920年期间，韦伯面对学界批评所作回应与商榷的真实写照。在1987版之后，还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陈平译本、群言出版社2007年龙婧译本以及广西师范大学2007年康乐、简惠美译本。同一本著作，在改革开放30年间竟如此频繁地译介，这不能不说是学术译介史上的一大奇观，然而在惊讶之余，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某些严重的硬伤，那就是上述译本中的大多数都是以1930年帕森斯英译本为译介主体的，而其中的多数又萧规曹随地略去了尾注。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2010年苏国勋译本很好地填补了这些译介空白。2010年本《伦理》按知名韦伯研究专家斯蒂芬·卡尔伯格的2002年新英译本译出，这个版本在英文的语境中提供了一种别样的解读方式，从而破除了帕森斯作为单一译者对于韦伯原文的意义垄断。文后不仅列出了1920年修订版独有的长篇注释，还附加了韦伯为《宗教社会学论文集》所写的导言和新版译者为全书所作的导论。译介者的第一职责在于尽可能真实明晰地向研究者们呈现出文本的全貌，从版本和背景上讲，2010年社科文献版《伦理》堪称是所有译本中最为完善和最为全面的，它为韦伯研究者们提供了全新的文本平台和富饶的意义土壤，以此为标志，相信新一轮的韦伯研究将会结出更加甘美丰硕的理论果实。

 

《科学时报》 (2010-10-21 B3 社科 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