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华锋 石海明 康悦
2010年9月20日，美国《技术世界》网站报道，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与波音公司近日签署了一份8900万美元的合同，以研发一种名为“太阳鹰”的无人侦察机。据DARPA称，该“太阳鹰”兼具飞机的机动性与卫星的耐用性，能在1.8万米的同温层高空持续飞行5年，执行通讯、侦察及监视等多样任务，未来将在航空航天领域产生重大影响。该消息一经披露，迅即引发了各国军方的广泛关注，众人再次将目光聚焦在了这个虽然只有50年历史，但却在美军国防科技创新中扮演着“思想引擎”角色的机构。人们期待拉直如下一些问号：DARPA是在怎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在其发展历程中到底带给了美军哪些国防科技新概念？是什么样的运行机制或文化基因孕育了这些创新的果实？
“Sputnik-1”送给美国的礼物
1957年10月4日，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Sputnik-1”成功升空，它犹如一颗炸弹，震动了美国朝野的心灵。《纽约时报》在第二天即以《时速18000英里绕地球旋转 无线电信号确认 卫星通过合众国上空轨道》为大标题在头版作了通栏报道。同年的11月3日，苏联又送给了美国一颗更大的炸弹——“Sputnik-2”，这次成功发射还将一只名叫“莱伊卡”的小狗送入了轨道。紧接着，1957年12月6日，美国海军用“先锋”号火箭发射的一颗人造卫星，上升仅1米就掉落发射台“以身殉国”。电视将这一惨败情景传送到了美国千家万户，联系到1957年8月苏联即成功试射了洲际弹道导弹，辉煌与衰败的鲜明对比，冲撞着美国的男女老少，失望与愤懑的公众情绪笼罩着美国的大街小巷，人们开始批评总统能力、质疑国家战略。
面对纷至沓来的指责，艾森豪威尔政府采取了多项紧急措施，包括任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的詹姆斯·吉里安校长为总统的科技特别助理；赋予国防部负责导弹工作的官员以更大权限；促使陆海空三军停止权限之争；修改原子能法以增强与友好国家之间的科技合作；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设置科学委员会。当然，除了这些间接补救措施之外，1958年2月，美国国防部签署了5105.15号指令，正式组建了专门针对航天项目的“预研项目局”，旨在加速美国军用航天计划进程，确保未来不再发生类似使美国陷入恐慌与尴尬境地的事件。这个ARPA正是1972年更名为“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PAR）的前身机构。
站在历史深处，有时往往看不清历史事件的深远影响，在苏联因军备竞赛而灰飞烟灭20年后的今天，再次回望那段历史，我们发现，当年“Sputnik-1”的成功升空，恰似一颗偶然送给美国的礼物，在恰当的时候点燃了美国人的危机感，“苏联是否已具备直接攻击美国本土能力？”这一硕大的问号，在促使美国反省其军事战略的同时，也帮助其迅速建立了一套国防科研机制，ARPA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50年来，从ARPA到DARPA，虽然其研发重点随历史境况不同而在不断变化，但始终不变的是，它一直站立在技术发展的前沿阵地，凭借对创新“痴迷”般的执著及良好的运行架构，作为国防科技新概念的“摇篮”，为美军孵化出了诸多尖端武器装备。
国防科技新概念的“摇篮”
从创建之初的军事航天项目到冷战中期的“星球大战计划”，从越战时期应对游击战的技术研发到海湾战争之后的情报、监视及侦察手段探索，从超音速战斗机概念、军用“阿帕网”构想到陆军的“轻标枪”导弹、海军的F/A-18舰载机、F-117隐形战斗机、“战斧”巡航导弹及B-2隐形轰炸机问世……在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DARPA先后成功启动了40多个重大项目，涉及陆、海、空、天各类关键武器系统和重大国防工程，其在国防科技创新的道路上留下的足迹如下所示：
1958年，ARPA探索大型运载火箭“朱诺Ⅴ”的发展，后移交新成立的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1959年，ARPA启动用于探测核爆炸的“船帆座”项目；1960年，ARPA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联合资助的“日冕”侦察卫星项目成功返回了首批照片；1965年，ARPA资助威廉姆公司开发了WR19小型涡扇发动机，该发动机的改进型后来成为了AGM-86空射导弹和BGM-109“战斧”巡航导弹的动力装置；1969年，由ARPA资助的全球第一个网络“ARPA网”问世；1971年，ARPA开始了用于侦察的“小型遥控无人机”项目；1975年，DARPA启动了有人驾驶隐形飞机的研究；1977年，DARPA资助的验证机“海弗蓝”首飞成功，后发展成为F-117隐形战斗机；1982~1984年，DARPA开展了一个名为“铜溪谷”的秘密项目，后演进为“X-30”空天飞机项目；1997年，DARPA启动了微型无人机（MAV）项目；2001年，DARPA启动了“先进短距起飞和垂直着陆”项目；2007年，DARPA开启了为期三年的“射频应用宽禁带半导体”（WBGS-RF）计划；2008年，DARPA提出了融飞机的速度与航程、水面舰艇的游弋能力及潜艇的隐身能力于一体的“潜水飞机”概念。
作为美国政府在国防部下设的一个研发机构，DARPA的宗旨是“保持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防止潜在对手意想不到的超越”。正是秉持这一信念，DARPA取得了上述不凡的成就，或许连美国政府当初都没有想到，这个投资不多，人员编制到今天为止也不过200余人的机构，在过去的岁月里竟会对美国的国防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力。
创新果实来自何方？
到底是什么样的运行机制或文化基因孕育了这些创新的果实呢？就理论而言，军事需求与技术推动好似驱动武器装备发展的双轮，但在现实中，各军兵种出于自身的利益考量，往往会提出各自的军事需求，而这些需求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各军兵种会故意夸大其重要性；二是不能顾及长远潜在需求。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即可发现DARPA为探索国防科技创新而独立评估需求的重大意义。可以讲，DARPA的研究并不以满足军方的现实需求为目标，而是以探索国防科技的新概念而著称。它虽然归属于国防部，但却独立于各军种，与美国海、陆、空军都是客户关系，其主要责任是感知军方的未来潜在需求，而不是去验证军方提出的现实需求。当然，在提出需求的过程中，DARPA会依赖其与军方广泛而长期的联络网，进行充分的思想交流与碰撞，甚至直接参与到军方的一些军事演习中，竭力探索未来的潜在军事需求。
正是凭借这种独立评估需求所收获的对前沿技术的高度敏感性，辅之以科学的管理模式、高效的执行机构及严格的评审机制，DARPA锁定了许多高风险、高价值、高收益的项目，始终将精力放在对未来的探索上，正是这种独特的运行机制确保了创新果实的不断涌现。
当然，有时这种超前的探索理念也会被认为是“疯狂”的。如在20世纪90年代DARPA提出无人机作战理念时，就曾被一些人讥讽为“DARPA的幻想”。而当DARPA提出启动在高空飘浮5年甚至10年的无人机或飞艇项目时，再一次被嘲笑为“匪夷所思”。面对这些冷嘲热讽，DARPA坚持自己的发展理念，作为一座架设在基础研究与军事应用之间的桥梁，这个带有神秘色彩的特殊部门，永远驻守在国防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竭力张开想象的翅膀，将自己的触角伸向遥远的未来，通过原始概念创新，引领武器装备发展，以避免他国“技术突袭”，确保美国“技术优势”。
（曾华锋，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社科学院训练部部长；石海明，任职于国防科技大学国防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康悦，任职于66296部队通讯站）
《科学时报》 (2010-10-20 A3 国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