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是社会道义的基地，承担着对社会最高、最普遍精神的塑造。那么，我们又如何定义大学的精神呢？2009年12月16日，在西安交通大学举行的“学而”讲坛上，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大学人文研究会副会长尤西林以《大学人文精神的信仰渊源》为题，给交大学子们讲述了大学的起源以及大学人文精神的内涵。

 

 

大学的实体和大学精神并不是一个相等同的概念。当我们从各种社会交往、商业交往以及各类社会潮流中抽身，进入一所大学的时候，我们会突然发现它非常安静，那里有茂密的林木、古老的建筑、求知若渴的学生、富于个性魅力的教授。同时，大学所讨论的问题是校园之外很少能够见到的，比如什么是美的境界？善真美是如何在行动层面上加以统一？总而言之，如果一个人能够在大学里感到人们所做的工作好像是与这个社会有某种区别，我认为他就已经体会到了大学的精神。

 

大学精神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19世纪著名学者纽曼在其著作《大学的理想》（The Idea of a University）中，第一次提出大学必须有一个理念，大学不能专门搞科学研究，这是一个培养、教化人的地方。继纽曼之后，有众多学者就大学的理念进行了探讨，并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大学理念为主题的现代性批判论域。关于大学的问题为什么能引起众多思想家的关注和讨论呢？我想从大学的起源和背景开始谈起。

 

 

大学诞生于12世纪初的欧洲。在南欧诞生的意大利布鲁那大学是全世界第一所大学。接着便有了著名的巴黎大学，以及之后的牛津大学，它们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批大学。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了国子监、书院等教育机构，这些不是早期的大学吗？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尽管我们要谈的大学精神和中国传统有着一定关联，甚至是有深刻关联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即我们现在所谈的大学，是立足于近代科学系科的分化，以及由系科的建制所形成的教育制度，这的确是12世纪初在南欧和西欧才产生的一种现象。大学在文艺复兴前夕的产生有着深邃的历史使命，并和现代化开端的历史性要求深刻地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讨论大学，就是要讨论处在现代化的开端和进程中的大学。

 

大学的诞生有三个重要背景。第一个背景便是十字军运动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十字军运动打开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窗口，使希腊哲学在欧洲得到重视，进而促成了12世纪、13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这一运动是欧洲近代文明的曙光，也是中古神学转变为近代学术与科学的一大契机。

 

第二个背景是近现代城市的出现及其精神信仰空间的需求。近代城市形成后，城市及其开始现代化的社会，需要为自己找到一种适合于近现代专业、技术与商贸社会的新信仰空间，它同时也是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社会的灵魂。例如天主教圣地梵蒂冈，每年吸引了大批天主教徒去朝圣，就是因为人们将其神圣化，当做了精神空间的中心。从公元6世纪起，欧洲的修道院开始兴办学校，经院哲学便是在修道院中发展起来的。经院哲学的发展使得信仰与理性相结合，神学的学术性获得深化和精致化，并由此作为学术规范和学生风气的传统，塑造了大学的灵魂。经院哲学传递给后来大学的学术观念中，最珍贵的一个核心便是对学术的信仰态度。学术真理不属于任何学者个人。

 

大学诞生的第三个背景是行会与现代性社会功能分化。中世纪的行会是由一些拥有知识和技艺的人组成的传授知识、技艺的联合体。然而各行会传授的只是本行会的技艺性知识，对于各行业普遍需要的公共知识（在当时是法学）与信仰（神学），则超出了各职业行会的教育传授范围。于是社会要求一种承担全社会普遍需要的教育行会。修道院承担了这一需要，并使得自身发生了变化，这就是大学的诞生。经由修道院中介，承担社会终极价值意义保存与教化的功能历史性地传给了大学。这期间发生了两个改变：一是将神本论改变为人本论，信仰成为了人文精神。二是大学的意义教化经由经院哲学统一理性信仰之后，与知识学相结合，这同时既是近现代自然科学的起源，也是人文科学的起源。从此，大学行业具有了社会最高代表的特殊意义。

 

 

现在我们就可以谈一下由中世纪的修道院以及初期的大学经过若干世纪的变化，最终成为今天的大学后，究竟它还有哪些特性？

 

第一，大学教育有它的独特点，即它的教育不是传播应用技术的知识，而是传播这些应用技术的源头或者说是它的母体。大学研究、教授原理性的知识，这种知识经常被我们称作基础理论。这种基础理论一方面是任何科学和应用推广技术的母体，是创新的源头，同时也是从一个确定的原理向各个不确定领域的迁移，而这也是现代教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即通过对基本原理的教育，在“举一反三”中获得普遍应用性，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把握大学教育至关重要。

 

我们知道，在知识经济时代，我们不应把自己的基点放在具体的成果上，而是应该放在基础原理的更新上，这些原理通过不断地更新，派生出众多新的技术成果，更新一种生产工艺。如果人们不能把握住它的源头，就必然会在这样的潮流中变得不知所措，只会守住一个既定技术，不能胜任它的持续变动。著名教育家、清华大学原校长蒋南翔曾经说过非常著名的一句话：“各位同学是要猎枪还是要面包？”要面包，就是教授给学生一些非常具体的知识结论和技能，一出去就可以马上满足自己眼下的需要；而猎枪则是基本的、原理性的知识，它本身是不可以吃的，但却可以持续不断地生产出食品。大学需要给予学生的正是这种基本原理的训练，从而使大学生在走上社会后，和其他培养模式下的学生产生基本的不同。

 

第二，大学教育不仅仅限于本专业的教育，而且具有“超专业”的性质，我们可以说，大学教育是一种系统化的教育。这种教育形式不仅意味着在本专业相关的科目上是一种完整的教育，它同时还是一种超专业的人文精神教育，这种教育表现在大学四年中，学生不仅学习本专业的原理知识以及它所拓展的知识结构，同时还获得大学丰富的文化素质教养。大学应该使学生拥有一个理性、自由的精神，以及对真、善、美境界的信仰和向往，具有这样素质的人就被叫做知识分子。

 

这样的知识分子培养，不仅应该体现在专业课的学习中，更应该体现在公共课和各科的讲座、文体活动、社团活动，甚至介于校内外的志愿者活动中。比如，香港中文大学拥有的“研究生分会”多达十几个，我曾在这所学校看到过“今天晚上紧急集合，第十五研究生分会在总部讨论东非饥民的赈灾问题”的告示。请注意，这种问题只有在大学才会出现，而这种标语和广告的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大学的神圣性和公用性。在走出校门后，这些大学生就会成为维护整个社会公共性、统一性的重要纽带。否则，如果只考虑专业，我们就不能理解生物系和中文系这两个专业相差甚远的系科为什么要放在同一所大学的院墙里？

 

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一定要有一种内在、无形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超出了专业。我们考虑到这一点，就会理解大学实际上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它不是依靠外在的专业加以维系的，而是靠一种内在的根本精神维系。因此，如果离开了校园，就根本谈不到超专业的整合和教育。今天，有些人将网络教育称为“大学校”，认为这种教育形式成本低，但依然可以完成大学教育。但实际上，这种观念把大学的教育完全简化为一种知识的传授，而且是专业知识的传授。严格地说，这种师生不见面、没有古老的树木、没有古老的建筑、没有师生之间细致精微交流的网络大学，实际上只是一个现代知识应用的变体，根本就不能称为大学。

 

 

大学教育的种种个性最后凝聚成一个成果，便是作为知识分子的每一位大学生。当他们毕业后，就会成为一个有着知识分子素质的社会知识青年。这些人的知识分子特色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他们是博学之士，而不是简单的狭隘专家。第二，这种原理性的思维训练和追究本原精神素质的培养，使大学生逐渐培养起一种素质和观念。他们会把公共事业看做自己切身的要求，他们是世界意义的解释者和守护者，这种意义的公共性甚至超出了民族和国家一时一地的要求，而是着眼于更长远的人类整体利益。一方面，国家、民族需要知识分子给他们这种超前的活动，提供策略上和基本社会发展目标上的咨询。另一方面，正如前面提到的，这样的知识分子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他们不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去关心公众性。对于大学而言，专门培养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它们最高的目标。这样的培养也使得大学对社会的两个基本方面作了承担：一个方面是科学技术的原理创新和培养基地；另一方面是社会公共价值、道义的承担者和策源地。

 

事实上，大学的这些特性，在今天已经受到了多方面的压力，对于这些压力，我们不能作一种简单的批评或情绪上的攻击，最重要的是要看到其历史必然性以及某些合理性；同时也应意识到，大学实际上承担着社会根本统一的工作和功能，大学是从知识和道义两个方面统一社会的基地。一进入耶鲁大学，你可以看著名的Giamatti座椅上的那句名言：大学教育乃是一个社会的心脏，耶鲁大学的学生领受着这样一种责任感。大学作为社会公众利益的基本承担者，之所以培养知识分子，关键是要使学校的这种气氛以及它的价值取向、知识资源，传播到社会中。只有这样，这个社会才能获得真正的有机统一性，这仍然是今天中国大学改革所要争取的目标。（黎荔 整理）

 

《科学时报》 (2010-2-1 B3 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