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德欢所长会见外国客人时的合影。
1986年，筹建电子所老同志参加所庆30周年活动合影，左起：陈芳允、顾德欢、罗沛霖、孟昭英、杨龙生、张恩虬、应崇福。
获得的第一张汶川地震核心地区茂县高分辨率全极化图像。
1979年，电子所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套合成孔径雷达系统。
在中关村三桥西北角，中科院电子学所那座不起眼的浅赭石色五层楼里，曾有一批传奇人物聚集，为国防科技殚精竭虑。如今门前通了四环路，川流不息，但大门内好似时光凝固，他们的才智和风格至今被这里的年轻人不断演绎。
激情四射的岁月
曾经以为是艰难困苦的关头，却成了中国人干得最欢、最带劲、最舒坦的黄金时代。
——中国科学院前副秘书长钱三强
“顾德欢是什么人，那是传奇人物！”余谦说。余谦是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以下称电子所）原副所长，今年90岁，1982年离休。他的记性很好，没等见到记者问起，在电话中就开始谈论他所熟悉的那批开拓者。
谈电子所，自然绕不过顾德欢。顾德欢绝对是个有故事的人。他虽生长于上海青浦大地主家庭，却很早就参加革命。“顾德欢曾在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就读，同一年级有力学系的钱学森、水利系的张光斗，很巧，这三个人都是各系里的头名状元。”余谦说道，解放后，顾德欢官至浙江省副省长。
对于科学的追求，却一直是进入仕途的顾德欢最真实的梦想。“他要求到科学院来，结果省长江华同志不同意，后来谭震林同志说服了江华，顾德欢才到了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前副院长张劲夫在《中国科学院与人造卫星》的回忆文章中写道。
1956年，正是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主持下，制定了我国《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中国科学院为落实这一规划提出了4项紧急措施，决定成立电子学、半导体、计算机和自动化等4个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成立了电子学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指定李强为筹委主任，副主任为孟昭英、陈芳允、马大猷等。
但是不久，李强出任中国驻苏联使节。1956年10月，顾德欢得偿所愿来到中科院，被任命为电子所筹委会主任，与马大猷、陈芳允、汪德昭、应崇福、毛振淙、闵乃大等至今为人称道的大科学家们上演了一场群英会，各展所长，一起组织了电子学（电子管的研究）、无线电（电子管的应用）和声学3个方面的研究工作。
“马大猷是有名的硬汉，敢说敢做。人民大会堂的音质设计工作就是点名让他主持完成的。后来向中央领导汇报事情，也是让他去，因为他敢说真话。”余谦对这些老科学家的佩服之情自然流露，“有意思的是应崇福，50年代末、60年代初科学院在全国掀起的那场超声技术应用热潮，就是他给推开的。”
应先生1956年从美国归来，到中国科学院报到时，并没有合适他的工作条件。马大猷院士曾说：“一直未有对超声作系统研究者，有之则从应崇福院士起。” 1958年电子所成立超声研究室，应崇福任主任。在这期间，应崇福一方面积极参加北京市科协组织的活动，几乎每礼拜都要参加，利用这种机会和场合大力宣传、普及、推动超声的各种应用技术；另一方面，他多次到上海等地进行宣传推广工作。
“超声技术在电子所算是特例，先是民用，受到普遍重视后，逐步发展为重要的国防科技。后来的军用材料，都得用超声来检测。”余谦说。
这批先行者们租用西苑旅社六号楼为临时办公场所。物理学家马大猷主持电子所大楼的设计、施工、装修等工作。50多年后，建设者们已逐渐退出人们的视线，而这栋大楼依然静默地恭候一批一批的年轻科技骨干。
幕后英雄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想象力是最重要的。我一直认为，在某种程度上，科学家丰富的想象力、活跃的创新思维，决定了其远大科研目标能否取得成功的一大半。
——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
按照中科院前副院长吴有训的要求，筹备电子所的陈芳允等几位科技人员自选课题，做了一个无线电信号接收装置。1957年，前苏联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陈芳允就组织大家成功地接收了这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出的无线电信号，并进行了准确的记录和科学的分析，不仅测出了卫星过顶时的多普勒频率曲线，而且推算出它的运行轨道参数。在此基础上，陈芳允先生后来创建了我国卫星测控体系。
“电子所开了先河，科研、设计、建设同时干，成为当时最早、最快建立起来的研究所。”余谦笑了，有些激动，手势也逐渐大了。
1958年8月大楼完工后，所址由西苑旅社迁至中关村，并相继成立了10个研究室。根据国家迫切需要和学科的发展，建所初期，电子所确定了主要从事信息论基本应用、毫微秒脉冲技术、晶体管电路、声学、真空电子学、毫米波波导通信、固体微波器件、量子放大器和激光器、微波技术、电波传播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科学院搞‘两弹一星’吸引力非常大，那时候我们都愿意来科学院，很多人申请来科学院工作，我提出了申请，解放前在鲁中南地区工作时，我是张劲夫的部下，找到他才进了科学院。”余谦说，“我们这代人讲的是哪里艰苦去哪里，哪里需要到哪里。”
电子所还相继建了加工厂、737大楼等。从理论到应用，一竿子戳到底。科技人员设计的仪器、设备直接送往工厂，由工厂的技师做出来。1960年3月，电子所的学科设置就从刚成立时的三个研究室——声学室、无线电电子学室和电子物理室，发展到覆盖当时无线电电子学的全部领域，职工达到2000多人。声势壮大，盛况空前。
时任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和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钱三强主管重大科研项目，他对电子所的要求是围绕“两弹一星”，研究“零金碎玉”。
“但实际上，电子所研究的不是‘零金碎玉’，而是空投设备，就是导弹从高空中掉下来到地面爆炸，测量地面爆炸当量，这是绝密的国防任务，背靠背交代的。”余谦说。背靠背交代的任务，有时是军方直接下达到电子所。
马大猷曾经对媒体回忆说：“那时候有人来要求我们作科学研究，那是看得起我们，我们是非常感谢。我们科学院自己赔钱，自己花工夫，自己把设备做出来，并且送给人家。可人家也没说什么话，他说他保密，就不说了。到后来，才知道，这个工作很成功，真正用到实际发射去了。这时候正是文化革命中间，所有的学报都关掉，停止了。所以也没地方去说去。做完了就完了。”
就像所有的无名英雄一样，当举国欢庆时，虽然为国防大项目攻克了许多关键性元器件，电子所内仍然保持着一片寂静，研究人员在各自的岗位上埋头工作。
团队的力量
中关村科学城里，白天你可以看到大家忘我工作的场面，晚上科研和宿舍大楼，灯火通明，生机勃勃，一派兴旺景象。
——中国科学院前副院长张劲夫
余谦心目中的人物，除了那些响当当的科学家外，还有那些老技师。“电子所承担了一个国防重大工程，研制大功率速调管，其中遇到一个难题，要将一人多高的电子管和玻璃焊接在一起，我记得当时从东北调来的一位老技师一直负责这个工作，他摸索了很多年，真下了苦工夫，终于让他给整成了。”余谦说。
1967年，电子所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支大功率宽频带速调管，为我国宽带速调管的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1969年12月，电子所承担研制用于国家重点研究项目的L波段大功率速调管任务，于1984年9月研制成功，该管是我国平均功率最高的大功率速调管，标志着我国微波大功率管研制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室主任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是，凡是没有人做的工作，课题组成员都要主动去承担。”电子所微波器件与技术研究发展中心总工程师丁耀根回忆。
丁耀根在1966年与20多个大学生一起分配到电子所，大家都是20岁出头干劲十足。他说：“实验用的不锈钢管之类的材料都是自己去科学院材料供应站去买，不论刮风下雪，蹬着三轮车就去了。给我们很多直接的经验，对材料规格都清楚了，这时画图就考虑得周到，不浪费材料。”
文革时期，尽管科研环境已经很差，顾德欢见了这些年轻的科研工作人员还说：“你们都好好想想，搞出些新东西来。”
“我们承担的大多是重大国防任务，都是立等着用，必须要按时完成任务，不能拖延。无论科研人员，还是工人师傅都是不分昼夜、不计报酬，拼了命干。否则很多东西不会那么快做出来，有的做了10年、8年，一直坚持到底，这都不是一两个人能完成的任务，是群体的力量。”余谦说。
今天这依然是电子所盛行的“老规矩”。“十五”期间，电子所承担着国家上亿元的国防战略项目好几个，还有千万元项目几十个、百万元项目上百个，根据国家大工程的组织要求，所长都要签“军令状”，那是一定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规定任务，一点不能疏忽。并且一个大型工程的顺利完成，需要各个环节的团结协作、共同努力。
遥感卫星一号从1999年立项到发射成功历时7年。电子所为卫星有效载荷总体单位，并承担有效载荷分系统的研制任务。时任电子所所长阴和俊回忆了让他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卫星进发射场之后，工作人员发现了一个问题——某部件的指标有一定下降。如果不能解决，所有人员都要撤回来，发射面临推迟。”
当时研究人员的压力非常大，而且责任也不是一个人能够承担的。设计师要负责分析技术问题，管理部门要去协调其他单位，要给研究人员争取更多时间，其他保障部门也要积极配合。阴和俊颇有感触地说：“那段时间很多人晚上都不能休息，我们的工作流程都是以分钟来计算。最终，这个问题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及时得到了圆满解决。”
国家当前
每走一步，我都要赶在前头、留下脚印。
——电子所前所长朱敏慧
科学的春天刚刚到来，电子所就经历了一次非同寻常的挑战。此时，前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我国国防部门急需了解对方的军力、战略部署、战备等情况。派飞机过界航拍根本就不可能，这时国防科工委从美国的一家公司找到了一种装备——侧视雷达，技术指标先进，属禁运设备。空军得知此消息，觉得很好，当即决定购置。
此时，“两弹一星”的国家任务已经结束，电子所下决心做这个更长远的目标——侧视雷达。“在1978年的科学大会上，在中央主要领导人的亲自过问下，电子所的发展目标随着国家的战略要求从‘两弹一星’转到全天候合成孔径雷达，这也是国家给我们的第二个重大战略任务。”余谦回忆道，“事实上，我们没有从国外买，自己不但做出来了，还将研究领域扩展至星载雷达。”
不到10年，电子所攻下一城——于1985年实现了雷达关键器件的国产化，该成果后来荣获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一年，是电子所的丰收年，由于成功研制了中国第一颗通信卫星星体转发器末级功放用的长寿命空间行波管任务，而获得了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行波管的研究一直是电子所的传统研究领域，高手云集，至今依然领先于同业。其承担的研制通信卫星星体转发器用高效率、高可靠、低失真、长寿命行波管任务，也于1990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虽然国家逐年加大了科技投入，但确实还远远不够，在中国，一名研究人员还不能像美国的研究人员那样有什么好的想法都可以获得经费支持。电子所前所长阴和俊曾经说：“10个专家可能有10个建议，也可能就是10个研究方向，有时很难说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虽然都重要，可是国家的经费只能支持一个或两个，所以我在所里再三强调，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尽力去做国家急需发展的项目。”
从上世纪90年代，电子所重点开展了合成孔径雷达（SAR）及其相关成像技术的研究。星载雷达是为适应各种军用和民用的目的而提出来的，是基于空间高度对地球进行观测的高分辨率遥感探测雷达。1993年，星载SAR模样机研制正式立项，同时为了作好型号任务准备，电子所由课题管理开始到工程基地建设，并在1998年通过了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谋求适应工程项目的质量和时效性管理。
1997年，时任电子所所长的朱敏慧向国务委员宋健和国防科工委主任曹刚川作专题汇报星载雷达模样机研制进展和雷达卫星工程立项等工作，得到高度评价。
朱敏慧并不满足于此。她是科技界的名人，2000年她从所长的位置下来后，重新寻找课题方向。她说：“现在做的属于基础研究范畴，属于探索性的，需要我们踏踏实实、耐得住寂寞。虽然周六周日我不加班，但全天候在思考。”
朱敏慧说：“电子所是搞战略高技术的，但第一个‘馒头’一定是基础研究出来的。基础研究需要极大的智慧，是要能够提出问题的。我希望在基础研究上再作些贡献。”
电子所不独有朱敏慧。1984年吕保维院士辞去所长职务后，也潜心从事电磁波传播理论研究和培养高级电波科学研究人才的工作。在他指导下的中青年科学家群体近年来在电磁理论和电波传播理论方面又取得了不少新的科研成果。
一批年轻的力量
电子所对所有拟开展的项目要求必须把握两个基本原则：第一，是不是国家急需的技术，第二，是不是兄弟单位做不了或者是做不好的。
——电子所前所长、中科院副院长阴和俊
“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同往常不一样，所长助理邓云凯还没有到办公室，就接到了通知开会的电话。电子所召开临时会议，紧急部署遥感抗震救灾。被通知到的人员立即投入到各种准备工作之中，同时还要联系各个方面。作为电子所航天微波遥感系统部主任的邓云凯责无旁贷，自11时左右会议结束后，其后的40多个小时，他没有合过眼。
由现任所长吴一戎亲自带着邓云凯等25位年轻的科技骨干陆续飞抵重庆。科研人员又乘遥感飞机从重庆机场飞向灾区，利用的正是电子所研制的高分辨率多极化合成孔径雷达，执行中科院抗震救灾工作领导小组下达的航空微波遥感监测任务。尽管5月13日、14日灾区天气很差，但是科研人员充分发挥了微波遥感全天时、全天候的特点，在第一时间拿到高分辨率的灾区雷达图像数据。邓云凯和他的团队、包括机组人员有理由感到自豪，他们仅14日一天的飞行就创下了两个纪录：遥感飞机首次在地震灾区紧急执行任务；一天飞行13小时44分钟也创了单日遥感飞行时间的最长纪录。
电子所一直保持这一传统，即科学研究紧盯国防战略需求，其后再推至社会经济发展。电子所利用科技成果分别于1989年、1990年、1991年、1994年、1995年、1998年、2003年对长江、淮河、太湖等流域进行了防汛遥感监测飞行，共获得20多万平方公里的雷达图像，为国家抗洪救灾作出了重要贡献。1992年，以电子所为主要技术力量的防汛遥感应用实验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现在，在电子所有很多30岁出头的年轻人正逐渐成为主力，担当着越来越重要的责任。这批年轻骨干秉承了先辈们含蓄、坚韧、专注的个性，时刻把握国家需求。
对这些青年研究人员，吴一戎认为“确定目标，持之以恒”至关重要。面对如今纷杂的社会、多元化的选择和机会，他说：“不要因为一时的原因，或者是眼前利益去改变自己，应该有自己坚定的信心。这一点可能对我们现在年轻人要面对工作、面对未来至关重要。”
在吴一戎看来，“创新的意识和创新的勇气”对于成长中的青年科技人才非常重要。他回忆上世纪80年代读研和工作初期做科研，导师经常说：“你先去查查资料，看看国外是怎么做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科技发展的基本战略是跟踪国际前沿。现在，随着国力的增强，中国的科技投入也大幅度跃升，在这个背景下，“我们不能满足于跟踪、模仿、学习。”他说，“我们肩负时代重任，只有创新、再创新，才能够顺应时代的发展，作出无愧时代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