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界的共同看法是把新文化运动的开端（1915年9月）视为中国现代哲学的起点。“中国现代哲学”事实上指的是从1915年至今的这一时期内的哲学。

 

中国现代哲学的开端实际上与北京大学哲学门的创立几乎是同时的。哲学门创设于1912年，招生开始于1914年。无论从什么角度着眼，我们都可以说，北京大学哲学门是中国最早的哲学科系。

 

 

正是由于有北京大学哲学门的创设在先，才有了中国现代哲学的开端于后。

 

这一观点可以从中国现代哲学史教科书的内容体系窥见大概。目前已出版的中国现代哲学史教科书的一个共同做法是把陈独秀和胡适看做是中国现代哲学史的开篇人物。

 

其实严格地按照学术思想的分野，陈独秀的思想并不能够划在哲学思想范围之内，他本人也应该是一位思想启蒙者和革命家，但由于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和领袖，所以把他算作中国现代哲学史的开篇人物也勉强说得过去。

 

真正具有这样资格的人物应该是胡适。胡适留美归国后即来北京大学哲学门任教，在国内系统地讲授实验主义哲学。更为重要的是，他首先引进了西方哲学的范式研究中国哲学。

 

中国传统思想中并无“哲学”这一概念，更无这一学科。黄遵宪先生于1887年首先引进了这一概念，此后“哲学”一词在国内逐渐为学人所引用，但在胡适之前，还没有人能够正确地理解“哲学”这一概念的确切内涵，更没有人能够将“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的研究结合起来。

 

胡适曾给哲学下过这样的定义：“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这一定义虽然迂阔却是正确的，他对哲学的分类也是西方哲学家的通常看法。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胡适至少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是少数几个真懂哲学为何物的学者之一。

 

建立哲学的诠释模式首先必须真正懂得哲学的内涵，胡适是知道这一点的，所以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哲学下一个定义。他对哲学的看法或定义未见得人人同意，他的哲学思想所达到的高度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看法，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人会说胡适不懂哲学。

 

因此我们可以说，胡适是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把哲学的名和实真正地结合起来的第一人。正因为如此，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有着非同寻常的魅力——不到两个月就印行两次，两年内共印行七次。此书是中国哲学史学科在中国成立的标志。它在中国学界的广为传播也印证了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史这一学科模式得到了学者的广泛承认和普遍运用。

 

“中国现代哲学”是“中国哲学史”的一个部分或是中国古代哲学史的延续。我们现在对中国现代哲学的研究模式基本不出胡适当时的哲学研究模式，而且胡适本人又成为了中国现代哲学研究的对象。因此中国现代哲学的开篇人物胡适是当之无愧的，北京大学哲学门的设立在客观上揭开了中国现代哲学研究的序幕，奠定了中国哲学研究的范式。

 

中国现代哲学是在中西哲学交流融会的背景下发展演变起来的。北京大学哲学系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一作用表现在以下的几个方面。

 

第一，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库。众所周知，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两个领袖人物是陈独秀与胡适，但两人在运动中所担当的角色是不同的。陈独秀是一个革命家、政治家，他主张民主与科学，但对此缺乏一以贯之的和深入系统的了解。

 

胡适与之不同，他始终不是一位革命家，而终身愿意成为一个学者和教育家，对于什么是民主和科学，他有自己一套比较系统的、实验主义的解读。对新文化运动所涉及的一些问题，有着很好的见解。

 

陈独秀和胡适的结合实质上是革命家和思想家的结合。比如：陈独秀早期提倡个人主义思想，但是胡适提出了系统的、健全的个人主义思想；胡适对于科学的方法也有过极为精练的提炼，认为所谓的科学方法就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介绍、引进、学习、研究的基地。陈独秀和李大钊率先在哲学系开设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课程，1920年哲学系的学生邓中夏、刘仁静和罗章龙等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进而成为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

 

20世纪50年代后，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冯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建设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的《平凡的真理》一书有着较大的社会影响。此后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是哲学系教学和科研的重要内容。由黄楠森教授任主编的七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国内迄今最为完善、最为系统的、最为权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科书，具有填补空白的作用。

 

第三，中西哲学思想交流的中心。20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与其他学会共同邀请美国哲学家杜威和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这不但是中国现代哲学的大事，也是轰动当时中国社会的大事。

 

杜威来华讲学两年零两个月，足迹遍及10来个省，但其讲学活动的中心是在北京大学。杜威的哲学思想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有着巨大的社会影响，当时的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都受其影响。可以说，实验主义哲学思想已经成为了当时支配中国社会的一股重要思潮。实验主义思想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社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胡适在其中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

 

罗素来华的讲学活动主要也是在北京大学，为了传播和研究罗素的哲学思想，北京大学成立了“罗素学说研究会”，不定期举行讨论会，交流学习和研究的心得，北京大学还专门发行了《罗素研究季刊》。罗素来华讲学在中国哲学界播下了逻辑分析方法和分析哲学的种子。

 

此两位具有世界影响的哲学家就是通过北京大学的讲坛深深地影响了当时中国的社会。上世纪20年代末期，在牛津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张颐，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开设了西洋哲学史、德国哲学、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可以说，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也首先是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得到了深入、系统的研究。1963年，北京大学成立了“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

 

第四，新儒家思想的发源地。新儒家思想是中国现代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港台新儒家代表人物自觉地将熊十力看做是其哲学思想的源头活水，但真正称得上是新儒学开创者的应该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梁漱溟。早在熊十力之前，面对着西方文化的汹涌潮流，梁漱溟就在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认为，尽管西方文化目前有着强大的影响，但未来世界的新文化必须以儒家文化为本位。

 

1952年，冯友兰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冯也被学界的很多人看做是大陆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港台新儒家中最有学术权威的牟宗三也曾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过。由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新儒家思潮首先是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内形成了一个传统，由几代人薪火相传，最终发展成为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和作用的思潮。

 

第五，佛学思想研究的基地。当初蔡元培邀请梁漱溟至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本意是让梁开设印度哲学方面的课程，但他本人更感兴趣的是印度佛学。他的代表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被认为是新儒家思想的作品，其实梁漱溟本人就直截了当地说他讨论文化问题的思想前提是所谓的佛家唯识学。他曾说过：“我这个人未尝学问，种种都是妄谈，都不免‘强不知以为知’，心里所有只是一点佛家的意思。”

 

梁漱溟于1924年离开北京大学哲学系时，建议由熊十力接替他开设佛学思想的课程，而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佛家思想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是在汤用彤任教时。他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稿》迄今被认为是在这一研究领域难以超越的成果，标志着中国佛学研究走上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研究道路。

 

第六，美学学科的教学、研究重镇。美学是在近代以来从西方介绍过来的一门学科，对此作过系统的研究和介绍的第一人应该是蔡元培。1901年在德国留学期间，蔡元培就逐渐地走上了系统地学习和研究美学思想的道路。1921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开设“美学”课程。

 

1933年7月，朱光潜受胡适的聘请任北京大学教授，先后在北京大学开设了“文艺心理学”、“诗论”等课程，在当时的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52年宗白华由南京大学来到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当时美学界的三位大师朱光潜、宗白华和邓以蛰云集北大，此为北京大学在美学学科史上最鼎盛的时期。这三位先生的著述仍然是当今美学教学和研究的重要教科书。

 

第七，哲学人才的摇篮。自北大哲学门创立至今，共培养了8000多名学生，已经和正在成为工作在海内外哲学研究及其他领域内的骨干人物。其中著名的学者有冯友兰、邓中夏、张国焘、朱自清、朱谦之、牟宗三、任继愈、汪子嵩、黄楠森、张岂之、汤一介、李泽厚、余敦康等人。

 

《科学时报》 (2009-9-15 B4 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