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工作关系，在出版前后，我已读了几遍由浙江省科协主持的浙江科学家传记丛书第一部《钱三强》，也看了钱三强先生的一些文集及有关他的著作和文章。总体感觉，《钱三强》一书写得很成功，每看一遍都有新的体会。

 

《钱三强》的作者是葛能全，我原先并不认识，至今也只通过多次电话和信，从未谋面。葛能全大学毕业后就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担任过钱三强先生的秘书。后来到中国工程院工作，担任过院党组成员、秘书长。他长期进行科学技术史、科技政策、科技人物、科学事件的资料收集和研究，已出版相关著作10多部。特别对钱三强先生，他不仅是熟悉，而且有相当的研究。在此书写之前，他已出版过几种有关钱先生的传记，发表了不少研究钱先生的文章。

 

两年前，浙江省科协向全国征集浙江科学家传记丛书作者，浙江省委党校一位对钱玄同有研究的教师来电推荐葛能全。如同看待其他应征作者一样，当时我对葛先生并非没有疑虑。要知道这是传记丛书的第一部，成功与否直接影响到丛书的整体感觉。可在接下来的交往证明这些疑虑是多余的。选题通过后，葛先生很快寄来了引子和第一章，文稿全部用笔书写，字迹清秀工整，宛如书法帖子一般。书中的事实都有出处，所有评价也有根据。他谦虚地征询对文章的意见，修改后每誊清一遍就又要抄上几万字，可他从来不厌其烦。

 

通过葛先生的辛勤创作，我们看到了科学家钱三强的成长历程，看到了科学家欲取得成功所不可或缺的科学精神。

 

我读过一些科学家传记，发现凡科学大家身上总体现着一种执著的科学精神，而这种科学精神的形成和他们的家世背景文化学养构成有关。钱三强父亲钱玄同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位健将，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家中他都身体力行自己的主张。就是在这么一个家庭里，钱三强从小就受到“德先生”、“赛先生”的熏陶。现在理论界对新文化运动有不同的认识，但是这个运动对我国近代科学却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鸦片战争后，国人对近代科技有了一定认识，但是没有科学精神的培植，没有科学思想的光照，仅仅凭藉“师夷之技”根本无法推动科技在我国的发展。戊戌变法之后，一些有识之士尽管认识到科学的重要性，但注目的焦点还是体制政制问题。如严复很早就译解引进西方的科学论著，但他主要是从改良政治的角度出发。直至五四运动后，随着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逐渐引进，近代科学才在我国蔓延开来，那些早期用庚款外出留学的人回国后也因此有了施展拳脚的土壤和环境。可以说，我国现代科技史上的大家无不受过五四运动的思想洗礼，在五四精神的影响下，中国涌现出一大批未来科学发展的顶梁柱。

 

正是有了新文化运动的熏陶，钱三强在学习成长过程中，才会慢慢地养成竺可桢先生所概括的那种科学精神：就是“追求真理，不盲从，不附和，不武断，不专横”。也正因为如此，传记中提到的钱三强为什么会取得那些重大成就也就有了很好的解释。如果说这种生长背景对钱三强有什么不利的影响，就如他本人所言，一是文言文写得不好，二是毛笔字写得不好。

 

从协助约里奥改建云雾室，到发现三分裂和四分裂；从急匆匆回国要求发展原子科学，到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成功。钱三强取得的成果和约里奥·居里夫妇的无私培养帮助分不开，和他为了国家利益放弃自己的科研，去组织协调攻关分不开。书中写到约里奥不仅对钱三强留学期间关心和指导，新中国成立后，他还非常关心和支持中国发展原子弹。而钱三强呢，为了祖国的需要，毅然担负起组织协调两弹工程的重任，尽管其间受到过不少委屈。阅读这个过程，我们对什么叫科学精神有了形象生动的了解。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中国科协成立50周年大会上说：“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这是长期以来我国科技界广为传颂的一句话，反映了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自觉把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人民需要紧密结合起来的崇高品德。”钱三强的精神就是这段话的最好注解。

 

阅读《钱三强》，也是在阅读一个时代，从而对当今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有了深刻的认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口号的提出，背后饱含着非常深刻的经验教训。对知识和人才的基本尊重是两弹研制时期我国科技发展较快的一个动因。当两弹成功后，钱三强消失了近10年光景，这期间作为一个科学家，他的工作竟是到农村劳动，他的命运是被抄家，进牛棚。就这样，当知识和人才得不到尊重，整个国家的科技事业也就陷入停滞不前的局面。

 

1975年，复出后的钱三强在调查中发现，在当时风气的影响下，科学界竟然出现“不敢鸣、不愿鸣、不能鸣”的现象，这种现象完全背离了科学精神，如此下去，怎么能促进我国的科学事业发展呢！他主持起草《关于“百家争鸣”问题》这是一份准备向上反映情况的综合报告，钱三强直言现象的症结：用简单的行政方法处理科技问题，压制不同意见；政策界限不清，怕有不同见解被认为是政治问题。还有的人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和纠纷，许多科研没有开展，理论工作相当薄弱等等。钱三强提倡争鸣，其实就是为了科学精神的回归。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科技事业发展日新月异，但钱三强当年提到的问题还时有出现，怎样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充分发挥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这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大课题，而其中科学精神的传播和科学思想的弘扬仍然是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目前存在的诸如科学大家的产生滞后，科技原创的步伐缓慢，学术道德规范缺失等问题，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传播弘扬滞后于科学知识和方法的传播。

 

《钱三强》一书的主要特点在于：占有资料充分，对传主的熟悉程度，对传主成果在科技史地位上的把握。加上作者视野开阔，立足点高，事实准确，文字朴实，使全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任何一种传记都是作者对传主研究结果的复述。虽然这些复述是建构在客观事实基础上的，但在叙述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渗入作者对事实的主观认定。比如在事实的选择上，在渲染铺陈中，都会因作者的不同而对事实采取不同的剪裁和修饰。我们认定一本传记的质量高低优劣，并不在于其写作技艺的娴熟与否，更会着眼于作者是如何复原这段历史，反映出传主最本质的一面。

 

充足的资料是《钱三强》一书成功的基础。如果仅仅只了解成果研究过程，不了解科学家所处的时代，他的童年和家庭，他碰到过哪些事，他又是怎样突破困境的，那么，肯定也是无法理解他的一生为什么能取得这些成就的。

 

当然有了材料，如何取舍至关重要。葛能全先生和我讨论传记写作时，谈到对传主的评价度问题。他提到现在一些人物传记，特别是科技人物传记，都有一个“过”的问题。比如为了突出某人才能，说他小时就聪明绝顶，从小学到大学门门功课在学校里都数一数二。比如对成果的认定，往往吹过头。他在写《钱三强》时非常注意这些问题，宁可不及也不敢过。书中特别提到了一件事，钱三强不接受国外称他为“中国原子弹之父”，因为他认为这决不是哪几个人的功劳。葛先生的写作，正是忠实地秉承了钱三强的品格，决不做过当的评价。

 

我感到，对传主的“过”与“不过”，既牵涉到作者对材料的把握，也有作者自身的学识素养问题，这就决定了作者采用的什么视角（仰视或者平视）。如果采用仰视的角度，笔下自然会流露出溢美之词。这也许是名人伟人传记容易“过”的重要原因。虽然任何传记都可以用多种写作手法，但就科学家传记来说，我感觉还是理性一点为好。与文学创作可以借助感觉抒发夸张不同，科学家传记需要事实论据做支撑，讲究逻辑推理，这也与传主的特性会更相吻合。

 

《科学时报》 (2009-9-11 B2 科苑走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