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借着两种精神：一是中国人素有的吃苦耐劳、锲而不舍、兢兢业业、不懈进取的民族精神，亦即我们常讲的愚公移山精神；二是德国人世所称道的脚踏实地、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在顾正祥自视为终生大业的《总目》编撰中，这两种精神可谓完美结合，相得益彰。

 

 

2002年，德国斯图加特的安东·希尔瑟曼出版社出版了一部《中国诗德语翻译总目》（Anthologien mit chinesischen Dichtungen）。这部硬面精装、篇幅多达400多页、拿在手里硬是沉得像块砖头的四开本大书，在德国一问世便得到广泛的好评和推崇，被誉为德国“汉学新的里程碑”和新的“权威著作”。前不久，也就是上述《总目》问世7年后，北京的中央编译出版社则推出一部《歌德汉译与研究总目》，编著者同为华裔德籍的著名学者顾正祥教授。北京《总目》和德国《总目》 被顾教授本人视作姐妹篇，一面世同样受到学界好评。只是比起出生在德国的姐姐来，北京这位妹妹模样儿还更加漂亮，身材也更加丰腴（篇幅多了一百来页），而且是亭亭玉立，卓尔不群——她系一部顾教授个人的独立专著，而不像姐姐似的为其他学者主编的丛书的一个分册。

 

粗粗翻阅了一下比砖头更砖头的《歌德汉译与研究总目》，我不禁惊叹连连：

 

一惊叹它内容丰富、浩繁、完备，条目和索引几乎囊括我国百年来研究和译介歌德的所有专著、合集、编著、辞书、史籍和译著、译文，真可谓林林总总，无所不包，应有尽有；

 

二惊叹它结构谨严，体例新颖，集编、译、注为一体，不但突破了我国一般目录、索引类编著的局限，也对其多所借鉴承袭的德国辞书学和目录学传统有了创新；

 

三惊叹这鸿篇巨构竟出自独居海外的顾教授一人之手。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为编撰此书，他不知疲倦地奔波于德国、奥地利、瑞士和中国的各大图书馆和学术机构，一本一本地浏览、查阅浩如烟海的书籍报刊，一点一点地扒梳搜寻、钩沉索隐、抄录汇集，然后再一目一目、一条一条地整理编排成书，其间真不知经历了多少的艰辛，忍受了怎样的寂寞！

 

2004年，在法兰克福大学纪念杰出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的学术讨论会上，笔者有幸结识了顾正祥，对他朴实的形象和作风至今记忆犹新：花白头发，身板儿单薄，个头儿跟我一样矮小，真不知哪儿来那么大的毅力和体力，竟完成了这极其艰难、繁重，同时又繁杂、琐屑的浩大工程。

 

年逾花甲而独处异国的他编撰成一个又一个足以传世的《总目》，究竟凭借的什么？

 

凭借着两种精神：一是中国人素有的吃苦耐劳、锲而不舍、兢兢业业、不懈进取的民族精神，亦即我们常讲的愚公移山精神；二是德国人世所称道的脚踏实地、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在顾正祥自视为终生大业的《总目》编撰中，这两种精神可谓完美结合，相得益彰。

 

行文至此，想说一句也许并非多余的题外话，就是咱们不妨把顾教授其人其作当成一面镜子，用它照一照眼前急功近利、浮躁成风、泡沫翻涌甚至剽窃盛行，以致不断闹出作假丑闻的中国学术界，在镜中好好照一照、看一看自身的残缺、丑陋和污浊，以此跨出自助自救和自我改造的第一步。

 

言归正传，顾教授的新著《歌德汉译与研究总目》自身价值又何在呢？作为与这本学术著作关系密切也从它受益良多的歌德研究者和译介者，我想扼要而具体地谈谈个人感受。

 

《总目》有一篇提纲挈领、观照全书的自序，顾教授以它交代了编书的三个追求，也就是他所谓的三个“旨在”，即一“旨在科学地、系统地总结包括台湾在内的百余年歌德接受史和翻译史，二“旨在为中德两国的日耳曼学者、歌德爱好者和研究家、文艺工作者和广大读者，提供一部足以反映我国迄今为止翻译研究歌德成果的、可供查阅的详备的工具书”，三“为我国歌德译介的前辈拓荒者，为孜孜不倦、心犁笔耕的我国几代学者，为我的学长和同行的辛勤劳动和卓越贡献，也为这些成果的催生婆——各家出版社树碑立传”。

 

纵观全书，窃以为编著者这三个旨在都得到了实现，虽然实现的圆满程度不同。

 

首先，《歌德汉译与研究总目》确乎可以视作一部以目录和索引形式体现的中国歌德接受史，此前寥若晨星的包括拙作《歌德与中国》在内的同类著述，在完备和详尽方面简直无法与它同日而语。只要认真翻翻这部洋洋百万言的大书，便可对百年来不同历史时期歌德在中国的译介和接受情况，获得一个概括而具体的了解。

 

再者，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歌德学特别是歌德接受史领域，《歌德汉译与研究总目》作为工具书，都极可能是最具规模、最为详备、也最实用和好用的一部。回想当年，受先贤阿英先生一篇短文的启发，区区斗胆尝试撰写有关歌德与中国关系的文章，为收罗资料曾长期埋首北图等库藏的故纸堆里，近十年的辛劳结果仅换来一小册薄似瓦片的《歌德与中国》，所幸在1988年完稿后终于在1991年收入了三联书店出版的“读书文丛”。

 

何以如此辛苦却收成微薄呢？因为当时国内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总目”类工具书；笔者能够经常用上的，只是德国大汉学家鲍吾刚（Wolfgang Bauer）教授寄赠的四卷德语典籍汉译目录。有鉴于此，《歌德汉译与研究总目》的编撰和出版真是功莫大焉！

 

容笔者再唠叨两句《歌德与中国》和10年后在德国出版的Goethe in China。它们虽蒙学界谬奖，被视为中国歌德接受史的奠基之作，也确实是这一题材迄今世界范围内最引人注目的一部专著，但是却早已过时、落伍，所以2004年我便对前者作了补充、修订，准备收入计划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个人文集。日前，我更明确授权师从我专攻歌德的莫光华博士，让他在我修订的基础上作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以便在条件成熟时出一个像样的单行本，同时也用这个接力的方式把歌德与中国课题的研究一直做下去。

 

手捧凝聚着顾教授心血和汗水的《歌德汉译与研究总目》，我想我的学生和学生的学生们有福了！为此，我真得感谢顾正祥和不计盈亏为他出书的中央编译出版社。

 

我还要感谢顾教授，以我本人的名义并代表众多研究和译介歌德的前辈及同行对他表示感谢，为了他那第三个“旨在”，也就是他要用自己的大作为我等“树碑立传”！谁都知道，当今中国，搞外国文学特别是德语文学是个冷门，而研究、译介歌德老夫子尤其如此。在这种形势下，竟有眼光独到如顾教授者来给我们树碑立传，叫人怎么能不感激，感动！

 

啊，瞧瞧，确乎是一块又大又厚、光彩耀眼的丰碑哟，上面刻满了著译家、研究者、出版社和报刊杂志的名字，还有他们或它们百多年来在中国的各个历史时期的贡献劳绩，一桩一件实实在在，一笔一画清清楚楚。这碑上的文字，可是他们以各自的辛劳和建树，刀錾斧凿地镌刻出来的呀；其实际价值，其抗风霜雨雪的坚韧度，绝非靠权势强占的、靠奉迎巧取的虚名浮利可以比拟！说到树碑立传，我想《歌德汉译与研究总目》这部巨著无疑也是顾教授本人及其出版社的纪念碑；只要伟大的歌德不朽，这碑和它的影响便会留存下去。

 

2004年，笔者曾为顾教授的德国《总目》写过一篇书评，这次动笔前他再三电话叮嘱我别净说好话，一定要多谈缺点和问题。实话实说，这么大一个工程绝对难免缺点和疏漏，更何况完成它的只是一个脑袋和两只眼睛，其他人乃至机构能帮的忙确实有限。

 

那就学习顾教授实事求是的德国治学精神，讲几点我眼中的疏漏吧——

 

我很欣赏《总目》以自序简要评价了各个时期的歌德接受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目录、索引缺少分析和论述的固有缺陷。只是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歌德译介和研究的评说又失片面，只见到“可喜可贺”的繁荣，忽略了其背后问题多多。问题最明显莫过于为追逐经济效益而滥出《维特》等赚钱书，结果“抄译”、“编译”、剽窃泛滥。还有因研究生毕业、教师晋升、涨工资都得算论文篇数，一些报刊杂志和学报发表的例如《浮士德》的大量研究论文，便垃圾成堆，泡沫泛滥。是的，是没法对译著和论文逐一甄别，是不宜给其中某些“轻率地冠上‘剽窃’、‘盗版’的恶名，以避主观误判”，但是，对特定时段的特殊现象作一个总的评估，却是应该的。说到此，我也要对自己涉及树碑立传的感言作点补正：在我们宏伟而美丽的纪念碑上，肯定难免刻有某些南郭先生甚至窃贼的名字。这怪不得顾教授。

 

再者，称李凤苞为“歌德绍介的先驱”似乎牵强、不妥，这荣誉当属于马君武或者辜鸿铭。还有，还应该在适当的地方提到杨丙辰、卫礼贤、周辅成、伍光健等先贤的名字及其贡献。再者，绿原先生译介、研究和编辑出版歌德贡献卓著，在“自序”中名字却放得过于偏后。——瞧，树碑立传和排座次多不容易。

 

还有，杰出汉学家Wolfgang Bauer教授的汉名最好用他自己取的鲍吾刚，不宜音译为鲍尔。《意大利游记》首译者赵乾龙变为了赵干龙，显系录入错误，并非编著者疏忽大意。

 

尽管遵嘱挑了这些“毛病”，我仍认为不过是白璧微瑕，瑕不掩瑜。对于中德两国的德语界特别是歌德学者，顾正祥教授《歌德汉译与研究总目》的大功告成和顺利出版，实在可喜可贺！

 

《科学时报》 (2009-9-10 B3 社科 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