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钰生（字子坚）先生健朗的体格使他得享92年高寿。从晚清戊戌维新，到上世纪90年代初世界风云变幻之际，其生命历经近一个世纪。作为文教界的耆宿，其阅世之长、经历之繁复，盖属鲜见。他任职南开大学26年，大部分时间是作为张伯苓校长的主要助手襄理校政，曾任大学部主任、秘书长，校史上许多重大事件均亲历亲为，可谓南开早年历史的见证人。

 

 

黄钰生，1898年4月15日出生于湖北沔阳，1911年13岁时来津寄寓舅父卢木斋（曾任直隶提学使）家中，翌年就读于南开学校。1916年考入清华学校，肄业3年，曾参加五四运动。1919年秋，官费赴美留学，先在劳伦斯学院学习文学和哲学，一年后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教育学和心理学，1923年取得硕士学位。当他开始撰写博士论文时，国内资助经费中断，遂于1925年回国，旋即就任南开大学文科教授。

 

上述求学经历，可注意者有三：其一，黄钰生在南开学校读书期间，结识与自己同岁的周恩来，两人很熟悉，后来周恩来留学日本时致函冯文潜，信中还问及黄子坚到哪去了，学何专业。黄先生自述：自己有一个“红色晚年”，实出自周总理的引导；其二，黄钰生在南开学校的结业成绩本来名列前茅，却还要考入清华学校继续深造，除寻求官费留学外，两所本在同一程度的学校究竟差别何在？且看黄先生回忆：“英语阅读能力，我记得我从南开毕业时，像西洋通史这样的书每小时能读七八页，我到清华学校插班，我发现清华同学每小时能读10到11页。”黄钰生所具有的南开、清华“双重”学历，为其日后参与西南联大的校务管理，无疑增添了各校相互理解和圆融的因素。其三，中途放弃留美学业而应聘南开教职，固然缘于资助经费不继，恐怕与张伯苓急于用人而诚恳相邀大有关联。黄先生选择教育和心理学为主修专业，原本受到张校长办学经历影响，从稍后黄被“委以重任”的情形推测，南开校方对“自家子弟”有意施予“定向培养”亦未可知。

 

 

黄钰生在南开曾开设“教育概论”、“心理学”、“西洋教育史”等课程，此类课程构成哲学教育系的主干课程。他授课的特点是，内容丰富，语言精练，逻辑性强，善于启发。据邢公畹先生忆述：“黄先生教学严肃严谨，特别是超人的口才，取得了良好效果。他讲心理学，经常座无虚席，外系的学生和青年教师踊跃旁听。”即使后来他兼任繁杂的校务管理，也未放弃教师本职，坚持课堂教学不辍。他于1930年所写《大学教育与南大的意义》一文称：“南大为经济所限，不敢侈谈研究，它只是一个老老实实的教学机关，间或有点研究”而已，但是“大学的一切设置、人员、组织，都是为学问而预备的”。显然，当年他属于“学术本位”的守护者。

 

1927年，黄钰生被委任为“大学部主任”，后改称“秘书长”。南开大学成立时初名南开学校大学部，大学部主任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凌冰担任。凌先生任职6年后辞职，继任者乃化学教授邱宗岳，邱先生两年后卸任，年轻的黄钰生“出任艰巨”，担任此职20余年。其间，适逢南开大学遭日军搅扰破坏的“多事之秋”，他沉着周旋，英勇护校，令人感佩。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浪人在天津策划便衣队暴动，枪炮架设在南开园周边，形势危急。他准确把握局势，组织学生暂避一时，据学生回忆：黄先生“胸有成竹，指挥若定”。七七事变后，日军疯狂轰炸南开大学，他奋力组织指挥师生疏散和物资转移，最后与教务长杨石先、斋务主任郭屏藩3人乘小舟含泪告别战火中的校园。半个月后，他在南京面见张伯苓校长，交上学校的一大串钥匙，以示回复使命，颇有几分悲壮。

 

 

八年抗战，在多校联合办学体制中，黄钰生的 “事功”扩展到全国教育界。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向昆明转移，300余名男生组成 “湘黔滇旅行团”，徒步入滇。该团由教师组成辅导委员会，主席黄钰生，成员有闻一多、曾昭抡等北大清华的教授，师生共同进行长途迁徙。据申泮文先生记述：“旅行团的全部总务事宜，举凡路线选定、前站、宿营、伙食等杂务都担在黄钰生一人肩上。他把全团旅行经费数万元巨款用布带缠在腰间，手扶竹杖，与学生们一道，一步一步地量到昆明。他自嘲说，我这是‘腰缠万贯’下西南啊！”实则，步行团所经之地多为贫穷落后区域，漫漫三千里路，爬山涉水，餐风饮露，投宿破庙茅屋，甚而“枵寝待旦”。作为领队者，黄钰生重任在身，艰苦备尝，历经60余日，顺利抵达昆明。清华同学蔡孝敏晚年在台湾撰文，尚清晰记得“旅行团将抵昆明前一日，黄太太（梅夫人）特由昆明赶来迎接，全团称羡”。

 

西南联大时期，张伯苓常驻重庆，有关大学事宜委托黄钰生代理。依照三校校长最初分工，张负责建设，因此黄先生到达昆明不久即出任联大“建设长”，大西门外120亩地联大新校舍的落成，凝聚了他的大量心血和付出。1938年秋，联大增设与原有文、理、工、法商4个学院平行的师范学院，黄钰生回归“本行”，担任院长整整8年。该院机构自成体系，寄托了云南父老的热切期望，故而师院及其附属中小学被称为“校中之校”。黄钰生热诚邀聘联大教师到师院兼课兼职，同时与地方政府合作，为当地培养和轮训大量师资，有力改变了云南教育现状。他移植“南开经验”，治理师院附属中学，成效显著。据他忆述：“那几年，附中声誉渐好，省政府主席想送他的女儿来上学，我们坚持先考试后入学原则，表示考及格才收。后来这孩子到别的中学去读书了。”抗战胜利后，联大师范学院及其附属学校整建制留在了昆明，成为云南的教育重镇，人们感怀黄院长的办学业绩，称誉他将“无限遗爱永留西南边陲”。

 

1946年春，返津的南开大学正式改为国立，黄钰生仍任秘书长，并一度兼任天津市教育局长，努力奔走复校事宜。1948年冬，他放弃南京当局实施“抢救计划”送来的南飞机票，迎来新中国。1951年张伯苓病危，他会同其家属，执笔写下“遗嘱”，后公诸报端；张校长逝世后举行追悼会，致悼词者仍是黄先生，他力求公允评价已故校长的努力令人印象颇深。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中，他被指“贪污”，虽查无实据，却在随后的院系调整中被调离南开大学，转任天津图书馆馆长。在当时看来，此一调动有谪贬意味，然而事实证明，这反而为他发挥另一方面的素养和才能提供了机会，倘若没有这次看来不愉快的遭遇，就不会有其后35年他在图书馆事业上的贡献，不妨说他是因祸得福。晚年黄钰生随和平易、风趣幽默，近乎“人瑞”。随遇而安的性格，莫非是他历经风霜仍得高寿的另一因由？

 

《科学时报》 (2009-9-1 B4 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