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中国的电影导演中，女性导演“是一群成功装扮成男人的女人”，似乎她们愈深地隐藏起自己的性别特征与性别立场，她们就愈加出色与成功。然而，在独立纪录片的创作领域，女性创作者们的生态环境似乎更为严酷。她们无法与电影界女导演比肩，赢得艺术家的显赫声名；也无法在主流媒介电视媒体的强势话语支持下，通过栏目来自陈观点。但是，正是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下，独立纪录片的女性导演们打开了创作的缺口。她们的登台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剧烈“转型”吻合，可以说时代造就了这些“带摄影机的女人”；同时，一个开放的社会中女性与日俱增的公共可见度和其动荡不定的命运，迫切需要得到从女性视角出发的写照与表达，女性纪录片人便应运而生，从她们的创作中，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一幅朦胧的女性意识图景。

 

在中国，没有女性主义运动的女性意识的觉醒，除了对女性遭际的感同身受外，往往是从女性对自身经验的反省、否定之否定和逐步认同开始的。如果说感觉敏锐是诗人的一个基本特质的话，那么女性就先天具有这种诗性气质。纪录片女导演王芬的作品《不快乐的不只一个》，以自己父母痛苦的婚姻关系作为拍摄对象，在对父母充满怨恨的叙述里，以及自己对往事灰色的记忆中，却渗透着一种在晦暗的日常生活暴力中产生的诗意。与那些宏大叙事不同，对于这些带摄影机的女人来说，记录是一种心理治疗，更是一种探寻与追问，即透过拍摄过程去探寻隐秘的真相，进而了解自己，重新确立自己在生活中的定位。

 

杨荔娜2001年拍摄的《家庭录像带》，就围绕着多年前父母的离婚事件展开追问。虽然片名叫《家庭录影带》，但该纪录片已经有意将家庭的隐私变成了一个公共的文本。影片一开场导演杨荔娜就对母亲说：“我想拍一个对父母离婚的调查。”这个家庭悲剧的中心是20年前父亲在听说母亲可能有外遇后对她的一顿毒打。弟弟作为通报者和目击者精神上非常矛盾和痛苦。而每个当事人的回忆都有很大差距。影片到最后似乎仍没有完成对于真相的确认。但是，影片的最后当导演将粗剪好的片子给母亲、弟弟看时，母子俩被影片感动，一些以前两人之间从没有交流过的回忆，通过杨荔娜及其摄影机的介入得以传达。而父亲的反映虽模棱两可，但他显然也有所触动。在杨荔娜那里，她的追问，不仅给当事人提供了一个释放的缺口和沟通的平台，也成为了对自己的一次疗伤。

 

追问是女性创作者探寻自我、寻找自身存在根据的一种重要方法。日本著名女性导演河濑直美在《拥抱父亲》中，寻找她童年时遗弃她的父亲，并用镜头对准自己的父亲，当面质问当时遗弃的理由。这种对家庭和自身童年创伤的追问，在唐丹鸿的纪录片《夜莺不是唯一的歌喉》中异曲同工。影片结束于作者和父母面对面的一场对话：关于童年的一次创伤记忆，一次始终不能理解的打骂。如果说《不快乐的不止一个》、《家庭录像带》是作者通过对家庭的追问，来找寻自身烙印的来源，那么唐丹鸿的《夜莺不是唯一的歌喉》则直接把镜头对准自己，在长达三个小时的时间里，记录了包括她本人在内的极度隐私的行为和内心活动，甚至包括与心理医生的谈话现场。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状态透露出女性主体深层次的心理淤积与情感沉淀。唐丹鸿称拍摄此片的目的就是“在于清理，清理内心深处的淤积，清理隐藏在日常状态后面的痛苦、爱、恐惧、幻想、性、童年”。对她本人来说，这种“清理”无疑是残酷而艰难的。然而，对于每个影片的阅读者来说，也是一种“清理”，一种反观自我的“清理”。由于创作者强烈的表达欲望，使得这部影片看起来显得无节制，自然主义的痕迹较重。但是导演通过影片表现出来的性别立场和女性对自身的探索，以及对于艺术和人生的终极追求，使得影片具有了暗流涌动的力量。

 

女性的这些追问和探索，到了应予力的《女性空间》得到了理论化的注解。空间的问题是女性主义文论中的一个热门话题。空间指一个有限的场所、区域、处所、位置或场地。在女性主义理论的概念里，无论是人的物理空间还是心理空间，都受到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从人类历史来看，妇女显然一直被限制在指定的空间里。对女性在家庭和社会“合适位置”规定，就是空间性别化的突出体现。在应予力这部纪录片的“校园版”中，导演访问了不同背景、身份的女性，试图通过在校女学生对女性身份认知和女性意识的矛盾观念的讨论，以及比较当前社会中女性人群对无形空间（精神层面）和有形空间（谋生层面）的不同认识，藉此尝试探讨男女两性议题的新视角。在“都市版”中，导演就“上海有没有给女性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为题，采访了不同国籍和身份的女性，借以探讨女性被限制和隔离的空间。通过大量的访谈，导演进一步强调了经济、空间与女性自由的关系。颇具深意的是该片以动画表现的开头，画面上以简洁的线条逐渐勾勒出一个个房间、一层层梯级。一楼、二楼是具象空间，分别象征公共空间和个人寝室空间，而三楼则象征代表着女性意识的抽象空间；最后一间隐秘的闺阁，隐喻着“一间自己的房间”，这是属于女性的完全空间，导演把女性意识和女性空间具象化了。

 

女性导演在追寻自我空间过程中的每一次尝试本身就是一种超越性别意识的探险，无疑这个过程会充满着艰难的跋涉与各种挑战，然而这种努力不仅为我们所关照的生活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思考纬度，更重要的是它对女性意识的自觉与女性话语语境的建构作出了勇敢的实践。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

 

《科学时报》 (2009-8-14 B4 文化长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