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中，北京大学学生的游行队伍。
□胡军
“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作为北京大学新历史阶段的缔造者，蔡元培心目中的北京大学首先就应该是纯粹研究基础学问的机构。“学术至上、学术自由”的观点也明确规定出了北京大学的宗旨。但就在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期间，爆发了举世震惊的五四运动，北京大学的学生也成为了这场运动中的重要力量。
对于一直奉行学术至上的蔡元培而言，五四运动应该有着怎样的评价？五四运动又给蔡元培带来了哪些影响？在近日由北京大学哲学系举行的讲座中，该校哲学系教授胡军讲述蔡元培与五四运动的故事。
既同情，又不满
1919年的5月4日，因为反对北洋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北京大学学生上街游行，这就是后世所说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有一定的联系，但是两者之间是有性质上的不同的。五四运动本身不是新文化运动，而是一场政治运动。这场政治运动从政治上讲，学生取得了完全胜利。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蔡元培悄悄地离开了北京大学，取道天津、上海到杭州。临行前，他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了《辞北大校长职出京启事》。该文中说道：“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
“杀君马者道旁儿”出自《风俗通》。蔡元培这一启事究竟是什么意思？学生们理解不了。有人误解为“君者指政府，马者指曹、章，路旁儿指各校学生”。如果对此作这样的解释，那么很明显，蔡元培在怪罪学生。于是学生就此求教当时北大文科教授程演生。该教授向学生指出了这一典故的出处和含义。他表示，蔡先生用此语的本心是如果不考虑自己所处的地位，“将恐溺身于害”，并无责怪学生的意思。至于“民亦劳止，汔可小休”则取自《毛诗·大雅·民劳》第二章的前两句，意思是说，我已经很是疲劳了，应该好好休息一下了。但如果取全章之义，那么就不仅仅是感叹自己了，而是在议论执政者了。
为了消除学生的误解，表明自己同情和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的心迹，5月10日，蔡元培在南下途中特地给学生写了一封信。他信中说道：“仆深信诸君本月四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诚，仆亦国民之一，岂有不满于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仆所以不于五日即提出辞呈者，以有少数学生被拘警署，不得不立于校长之地位以为之尽力也……惟恐诸君或不见谅，以仆之去职，为有不满于诸君之意，故特在途中匆促书此，以求谅于诸君。”
对蔡元培这一启事的上述不同解释，即便蔡元培本人的解释连同其后来给学生写的信，似乎都没有真实地反映出蔡元培对于学生运动的复杂心态。其时，与蔡元培过从甚密的蒋梦麟对于当时蔡元培的心情很是了解。他说，蔡元培预见到五四之后的北京大学已经难于走上“研究高深学问”的道路了：“他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潮，但是学生们示威游行，反对接受凡尔赛和约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那是出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就难以满足。”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蔡元培对于学生运动是有一种难言之隐，既同情，也不满。
对学生运动的“成见”
其实，蔡元培本人对于学生运动是“有成见”的。他在后来回忆自己在北京大学的经历时，曾这样说道：“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之政治组织……所以民国七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这表明，蔡元培的出走既有政府方面的原因，也有他对当时学生运动的“成见”。而他之所以对于学生有“成见”，就是因为学生在“五四”及其以后的一段时期内，不能够持守“研究高深学问”的正业。
在蔡元培看来，五四运动的胜利已经使学生不能够抱定“为学问而学问”的宗旨，作为校长，蔡元培“为学问而学问”的理念遭到了无情的打击。于是他不得已出走，住在杭州一个朋友家里。在社会各界的一再劝说之下，蔡元培同意由蒋梦麟前往北京大学代理他的职务。
蒋梦麟到校后，学生团体开了一个欢迎大会。在会上，蒋梦麟说道：“故诸君当以学问为莫大的任务。西洋文化先进国家到今日之地位，系累世文化积聚而成，非旦夕可几。千百年来，经多少学问家累世不断的劳苦工作而始成今日之文化。故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之基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功夫为立脚点，此岂摇旗呐喊之运动所可几？”
蒋梦麟此番话的重点显然想让初尝五四运动胜利果实的学生重新抱定“为学问而学问”的宗旨。而他所说的“故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之基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工夫为立脚点，此岂摇旗呐喊之运动所可几？”就是在委婉地表达一种对学生运动的批评态度。很明显，蒋梦麟这一席话仍然是在重申蔡元培的大学理念。
学生的重任在于研究学问
蒋梦麟前往北大代行校长之职时，蔡元培仍然在杭州养病。在住所接见全国学联代表时，他提出了“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口号。1919年7月23日，他发表了《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联合会书》，进一步阐述了他学术之上、文化建国的理念。他说：“诸君自五月四日以来，为唤醒全国国民爱国心起见，不惜牺牲神圣之学术，以从事于救国之运动。全国国民，既动于诸君之热诚，而不敢自外，急起直追，各尽其一分子之责任。即当局也了然于爱国心之可以救国，而容纳国民之要求。在诸君唤醒国民之任务，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然诸君自身，岂亦愿永羁于此等连带关系之中，而忘其所牺牲之重任乎？”
在这段话中，蔡元培首先肯定了学生的爱国心及爱国运动。然爱国固然责无旁贷，但学生自有重任在身。那么学生的重任是什么呢？于是蔡元培接着说道：“世界进化，实由分功，凡事之成，必资预备。”此番话自有深意在。从分工的角度讲，学生的重任无疑在研究学问和以学问对于国家社会现象的观察批评。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观察批评是站在学者的立场作出的，而不是在鼓励学者去投入政治的或社会的运动之中去。爱国固然重要，但爱国的根本、文化的基础在于学问，所以学生必须在学问和文化方面早作“预备”。这就是蔡元培常讲的所谓“力学报国”的道理。
在他看来，从事爱国运动，必然会“牺牲研究神圣学术之光阴”。学生的重任就是研究神圣之学问。
他认为，参加大多数国民政治运动也无可厚非。但要知道，要永久地唤醒国民，“则非有以扩充其知识，高尚其知趣，纯洁其品性，必难幸致”。
蔡元培点明学生的第一重任就是研究学问。经过五四运动之后的学生们也清醒地意识到“力学报国”的重要。在其敦促蔡元培回校的电报中，学生们也表露了“力学报国”的壮志和意愿，这深深地感动了蔡元培。于是他说道：“读诸君十日三电，均以‘力学报国’为言，勤勤恳恳，实获我心。”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然而这两者如果从蔡元培大学的理念来审视，那么对于学生而言，读书与救国并不是并列的，而是有先后轻重缓急之区分。他认为，对学生而言，读书是救亡的基础，也是建设国家的永久性的基础。
正是基于这样的看法，他对五四运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颇感忧虑。于是他说道：“学生在求学期间，自应惟学是务，朝朝暮暮，自宜在书本里用工夫。但大家不用误会。我并不是说学生应完全地不参加爱国运动，总要能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如此方谓得其要旨。至若现在有一班学生，借着爱国的美名，今日罢课，明天游行。完全把读书忘了，像这样的爱国运动，是我所不敢赞同的……所以我很希望诸位如今在学校里，能努力研究学术，格外穷理。因为能在学校里多用一点工夫，即为国家将来能多办一件事体。”
但这仅仅是蔡元培本人的办学理念或理想，在当时的中国却难以实现。“五四”以后，学生断难抱定“为学问而学问”的宗旨。运动的胜利，使他们过分地相信各种群众运动，并总企图通过此种运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比如1922年，北京大学因办学经费短缺，而于此年向学生征收讲义费。于是当年10月17日和18日引发了所谓的讲义费风潮。学生对于教员“肆口漫骂，并加恫吓”，这些学生“威迫狂号，秩序荡然”。此次学潮波及全国，产生了很坏的影响。不得已，蔡元培再度提出辞呈。
总之，此后的种种迹象表明，在一个充斥着内忧外患的国家内，蔡元培、蒋梦麟所一直致力的“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是很难得到确立的。
《科学时报》 (2009-8-11 B4 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