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位地质、河流专家就大渡河堰塞湖地质灾害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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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发生大型滑坡泥石流难以避免 |
基础性地质工作不足导致预防和治理困难;建议从国家战略层面高度关注,作好长期科技储备 |

8月6日23时30分,位于雅安市汉源县境内的省道306线汉源县顺河乡境内猴子岩处(瀑布沟电站上游距汉源县城约10公里),因山体高位崩滑,山体发生大面积滑移,致使大渡河上形成罕见的堰塞湖地质灾害。新华社供图
□本报记者 潘希 张巧玲
8月6日,位于四川省雅安市汉源境内的山体高位崩滑,山体发生大面积滑移,水平断面宽达330米的山体,从约160米的垂直高度崩滑至大渡河,近40万方山石冲击到大渡河内,形成巨大水浪冲击对岸山体,形成大渡河左右岸崩滑,导致大渡河合龙,形成大渡河上罕见的堰塞湖地质灾害。就此事件,《科学时报》记者连线多位地质、河流专家,请他们加以分析。
西南地区未来仍高危
记者连线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所长邓伟与副所长韦方强时,他们刚从西藏林芝地区然乌、易贡和波密等地考察结束返回成都。
邓伟介绍,西南地区山区地质地理情况十分复杂,有地震的影响,也有长期地表过程的影响,其灾害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影响范围也越来越广。
韦方强说,大渡河地区属于高山峡谷区,地质构造运动比较活跃,地质上升,河流下切,然后就形成高山峡谷,两岸坡体稳定性比较差,容易发生滑坡现象。
“山地灾害的发生无法避免,主要是要加强预警和重要地段的工程防治,避免人员伤亡和重要基础设施损毁。”韦方强认为。
西南山区每个雨季都会出现山体滑坡、泥石流现象,邓伟认为这都属于正常情况,只是规模大小问题,“我们主要是要预防规模大的、破坏性比较强的山地灾害,对这些灾害要加强预警和防治工作”。
“之前我曾多次到距离此次滑坡很近的康定考察过,发现这一流域很多地方河床下切得很深,这也正是发生滑坡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在青海进行野外作业的世界泥沙研究学会秘书长、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王兆印表示,他很快将会到雅安现场进行考察和研究。
由于青藏高原的抬升,造成了青藏高原东边缘的所有河流都在下切。王兆印认为,下切就造成了山体的不稳定,河床在水流和携带的卵石的摩擦作用下侵蚀下切,形成V字形山谷,河床下切速度可以达到每年数厘米。河床下切导致岸坡变陡,因此下切河流的两岸都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王兆印认为,对这类河流治理的主要方向应该是控制下切。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人工或自然发育抵抗侵蚀下切的河床结构,既能稳定河床,又能保持良好的河流生态。如果河床不再下切甚至抬高,岸坡不再增加,甚至减少,滑坡和土壤侵蚀就失去了动力。
“西南地区很多河流都是这样的状况,很多深切河谷的岸坡都处于一种临界状态,即使较小的河床下切导致的滑坡角度的微小增加也会使得滑坡体失稳,在外力的作用下很容易触发崩塌和滑坡。相反,下切河床的抬升会减小滑坡角度,增加稳定性。在下切河流的管理中,应当以增阻降速、控制下切为目标。”王兆印说。
不过,大渡河的上游大小金川就比较安全,而其下游一些地方的河床两岸有些山体就非常高。“根据目前的河床下切速度,大渡河流域未来再次发生大型滑坡和泥石流的可能性几乎是100%。”王兆印说。
中国地质调查局副总工程师殷跃平也赞同这一观点。他表示,雅安位于龙门山断裂带外围,由于汶川地震等一系列地质变化,造成这一带山体已经松散,而且隐蔽性很高,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目前,我们正准备在这一地区建立基于卫星和GPS技术的滑坡监测网。”殷跃平说。
基础性地质工作极显不足
邓伟告诉记者,从去年“5·12”汶川地震后,通过对我国西南地区山地灾害情况的关注来看,由于一直以来基础性地质工作开展不足,科研人员对我国西南地区的基础性地质情况了解不足,例如西南重点山区的大比例尺的基础性地质图件,包含岩石结构与构造,风化程度、坡面和沟道碎屑物质分布数量、边坡稳定性等,都不够了解,给区域山地灾害预防和治理带来很多困难。
“以前,西南地区基于‘三线建设’等开展过一些基础性地质工作,但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地表过程是动态的,特别是在人类活动影响下,山区地表的地质过程不是静态的,是变化的,而且该区又是地震多发地区,这种变化时而是很急剧的。所以,相关的数据应该是年年更新才行。”邓伟介绍,由于西南地区面积太大,基础研究性地质工作投放较少,特别是缺乏山地灾害监测、观测体系建设,使山地灾害的预警缺乏基础性的地质研究作为科学支撑。以大渡河为例,邓伟说,大渡河的地质构造本身比较复杂,去年地震之后,汉源作为一个地震灾区,在今年雨季出现一些滑坡现象也在意料之中,但很难科学地作出点位判识。
“保存堰塞湖有助于稳定山体,以后就不会再发生新的滑坡。”王兆印说,“这个认识很重要,处理堰塞湖的时候,要尽可能朝着保护它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尽可能把它去掉。这也是减少潜在次生山地灾害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不过,危险的堰塞湖一定要清除。我们测量了20多个堰塞湖,古代的、现代的都有,是否危险,能否保存,保存多少,最主要的因素取决于堰塞坝溢流槽河床发育的结构强度。”王兆印说。
“我国山地灾害的监测体系和基础性研究工作,对西南地区山区发展极其重要。”邓伟说。但正因为目前基础性地质工作相对较弱,深入程度差,缺乏相应的数据积累,灾害的预警和监测也尤显不足,“一遇到问题就发现手头资料太少了”。
邓伟认为,现在对灾害的处理多半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都是从应急性角度做工作,没有从预防的角度做长期科技储备工作,其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对山区安全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做好基础性地质工作认识不足,没有长期科技支持计划。
“山区的全面小康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包括山区重大基础工程设施建设安全保障、地震灾害和山地灾害防御与减灾等重大问题,值得从国家战略层面给予高度关注,迫切需要科技的大力支撑。”邓伟说。
《科学时报》 (2009-8-11 A1 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