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世界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与此同时，人类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代价却是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20世纪的一系列生态灾难使得公众意识到了环境保护这一概念，随着2005年中国“环保风暴”的刮起，环保报道成为科技新闻甚至是社会新闻一个新兴的重大领域。而对于中国这一新崛起的发展中国家所派生的环保问题，东西方媒体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仅2007年就堪称中美环保报道年。在这一年的中国新闻奖单上，特等奖和一等奖共44件获奖作品中有7件作品为环保题材，而同年普利策新闻奖的国际事务杰出报道、杰出解释性报道均直指全球环保问题。以2007年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作品《城市河流，让我们重新认识你》系列报道以及2007年普利策奖国际事务杰出报道的获奖作品——《华尔街日报》关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造成的环境负面影响的一组报道为例，我们可以清楚辨析中西方在这一领域的差异，并反思如何进一步深化科技类报道。

 

1.从选材上看，《城市河流，让我们重新认识你》系列报道一共选取了10个有代表性的城市，突出报道其各自的治河经验、成果等正面事例。《华尔街日报》则从环境保护、中央与地方关系/地方保护、全球化影响、城乡差距/农民工问题、社会保障/贫富差距、投资过热/安全建设、过高房价、区域发展/东西部差距、汽车业现状、民族问题/文化冲突这10个大问题类别中各选择一个相关的重大负面案例进行调查性报道，并进行揭露、批判。

 

2.从消息源来看，两组系列报道中所引用的数据、资料、事例等均由记者亲身深入采访调查所得，包括了政府的官方资料、专家的研究数据、新闻事件当事人或一般公众对事件的态度看法以及记者本人的认知，在可信性、权威性、全面性上均有保障。但《城市河流，让我们重新认识你》系列报道中的数据、资料多来源于官方、专家，其中《北京科学治理重开源》一文只有开篇及文中一小段简略提及民众和记者的所见所想，其他信息均来源于官方以及专业人士。相反，《华尔街日报》更偏重于使用“大众的话语”来说明问题，如其中《“血铅事”敲响环保警钟》一文信息资料大部分引用于对受害人及其家属的采访材料，而官方信息寥寥无几。

 

3.从数据的处理形式上看，环保报道横跨科技、财经、社会等多领域，科学数据和专业术语对其至关重要，在许多新闻故事中，数据为整个新闻定性，甚至数据本身就是新闻——但太多的数据对于读者无异于毒药。《华尔街日报》要求记者彻底改造所获取的数据，让数据形象起来，其重要的手法就是在呈现数据时通过形象比喻提供参照对象。比如，在《中国违规电厂、煤矿屡禁不绝》一文中，提到“在中国，根据政府估算，部分电厂是违规的，但它们生产出的电能已经足够点亮整个英国”。通过这样的比喻树立参照系，将违规电厂的规模形象地表述了出来。除了提供参照对象以外，《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还通过加入图表实现抽象数字具象化，使读者一目了然。还是《中国违规电厂、煤矿屡禁不绝》一文，在指出中国2005年的耗能成分及其各自百分比后，在旁加入了这个与之相对应的饼状图：

 

反观《城市河流，让我们重新认识你》系列报道，并没有使用任何数据图表或者为数据提供参照物，只是单纯地罗列数字，显得较为枯燥难懂，相对而言在可读性上就稍逊一筹。

 

4.从报道的关注点上看，中西最大的区别在于一个从大处着眼，以纵横捭阖的笔法关注宏观状况，一个则聚焦于普通人的个体视角，从小处切入，以小见大。《城市河流，让我们重新认识你》通过抽取典型样本进行分析、综合得出结论，几乎都是立足于各个城市、地域的政治、经济、民生宏观上进行写作，更多地探讨政策走向层面的内容。而《华尔街日报》系列报道最明显的特点就在于记者通过新闻故事中个体人为视点，聚焦于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这些故事的主人公来自中国不同的地方、不同职业，沿着截然不同的生活轨迹生活和工作。在这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国家里,记者通过展现这些平凡人物不平凡的命运，剖析到人性的核心层面，形象而生动地勾勒出了平凡人物所处的时代和时代特质、矛盾与冲突。显而易见，正是这些突出了个人经历的新闻报道，才能够打开读者心灵窗口，在不知不觉中，让读者在分享别人故事的同时，更深刻地理解了现象后面的本质。例如，在描写民工的文章中，记者通过对魏中文的刻画，从一个人身上看到一群人的命运，真实反映了身在北京的百万农民工真实的生存状态，包括他们的抗争以及试图改变自己命运过程中的艰辛。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人性”的视角中，也不乏对弱势人群的关注。在《华尔街日报》的系列报道中，有一半的文章都是典型的关注弱势人群的报道，这些弱势人群有城市中的民工，也有买不起房子的人群，还有因为工厂污染而不幸铅中毒的儿童，以及与环境污染作着不懈斗争的村民和赤脚医生等。

 

概言之，从获得中国新闻奖的《城市河流，让我们重新认识你》系列报道中可以看出，中国传媒环保报道的重点是配合党和政府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采取正面报道的方式突出报道政府一系列举措的显效以及取得的成果，目标明晰地进行了强力的宣传与舆论引导。而《华尔街日报》的系列报道重点则是通过多角度全方位的一连串事例的调查报道，来揭示、批评中国在经济发展道路上所引发的环境问题。在大众传播的功能理论中，无论是拉斯韦尔的“三功能说”，还是赖特的“四功能说”，均把“监测环境”与“社会协调引导”作为最基本的两足——前者强调大众传播的首要功能是通过持续公开地向大众提供各种事件发展变化的信息，对周围环境进行监视，并满足社会各团体组织及个人的信息需求，无论是梁启超所说的“耳目”、李普曼所讲的“探照灯”，还是人们把新闻媒体比喻成“看门狗”、“鸣鼓的守望人”或是“社会雷达”，均是此义。正如普利策的名言：“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后者则可视大众传播为阐释问题、引导舆论、协调社会的利器，其职能主要是通过解释、评价等方式引导人们关注特定的事件，并提示人们应该采取怎样的行为反应，并调和各种不同意见，使人们能够采取一致的行动，西方把媒体视为社会的桥梁、纽带，这与梁启超所开创的中国新闻观的重要传统“喉舌观”殊途同归，本质上都是彰显舆论引导这一功能。

 

从上述两组经典的环保报道可以看出，《华尔街日报》秉承了西方自由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的传统，一贯认为大众传播媒介首要任务就是履行环境监测功能，而中国新闻奖则代表着社会主义传播理论的精髓，因此，中国新闻报道的重点在于正面宣传，西方新闻报道则以负面报道为主。

 

（作者系科技日报《现代企业》主编）

 

《科学时报》 (2009-7-31 B2 科苑走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