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在难以通过再次制造资产价格泡沫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更倾向于通过新一轮技术革命来寻找经济增长的突破口。目前低碳经济是颇具潜力的发展方向。美国奥巴马政府围绕低碳经济已经在能源、环境领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其“碳关税”等针对发展中国家的霸权主义做法也遭到了抵制。而英国近期推出的《英国低碳过渡计划》，更强调自身在新能源和碳减排的责任目标和整体性规划，值得借鉴。中科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在分析当前国内外低碳经济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分析未来中国在全球低碳经济发展环境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给出对策建议。

 

 

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不断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全球环境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问题越来越深刻地影响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特别是全球气候变暖使得低海拔国家面临海平面升高的威胁，因而位处低海拔的欧洲大陆国家特别关注碳减排问题。欧盟早在上世纪90年代《京都议定书》时期，就是坚定的碳减排倡导者，而且最早成立了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抑制碳排放，无论在工业生产技术还是减排的市场化机制安排上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然而，低碳经济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因为碳减排本身对发达国家来说也会影响到其经济的发展。以美国为例，克林顿政府和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参议院一直都没有批准《京都议定书》。特别是布什政府时期，美国碳排放不断上升，按当时的趋势根本难以达到《京都议定书》的减排要求，因而以损害经济发展和以碳排放第二的中国不承担减排责任为由拒绝参加。

 

次贷危机爆发后，低碳经济在美国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主要特征的新经济，通常被认为是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第五次技术革命。其互联网技术在80年代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中开始孕育；在90年代美国政府的支持和企业创新推动下，这些军用技术实现了民用化和产业化，新经济也进入了繁荣期，并推动了全球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进步；而2000年纳斯达克泡沫破裂标志着这一轮全球繁荣以技术产能过剩而告终结。作为对全球经济格局的再平衡，2003年以来，美联储大幅降息的刺激下，美国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繁荣支撑起的需求泡沫重新引领全球经济实现了5年的快速增长，这一时期可以看做是前期技术扩张效应带来的收获期。2008年次贷危机标志着美国进入了本论“长波”的衰退期，全球经济金融进入了一个再平衡的过程。奥巴马政府在难以重新吹起拉动经济增长的资产价格泡沫的情况下，寄希望于启动以新能源为代表的科技创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因而节能减排作为抑制传统能源消费的政治武器被提出来。而为了减少节能减排政策对美国国内现有利益集团的冲击，奥巴马政府提出“碳关税”来减轻这些企业的外部压力。同时这将有利于缓解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持续多年的贸易逆差。

 

然而，美国在发展低碳经济时候采取的霸权行为遭到了发展中国家的谴责。首先，“碳关税”不一定能有效控制全球排放总量。由于各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工业化国家可以从尚未进入工业化阶段的国家进行购买，或者通过产业转移的方式，因而在总需求不变的情况下，“碳关税”会改变碳排放分布，但不会显著影响排放总量。二是，发达国家应承担更多的减排义务。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优势，原本就是美国产业升级淘汰的产业，而是发展中国家走工业化道路的需要。如果在欧美已经走完工业化道路的情况下，通过碳关税的措施压制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从历史的角度看是不公平的。因而发达国家理应承担更多的减排义务，这一立场为很多发展中国家强烈支持。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日前在新德里会晤印度环境部部长拉梅什，希望印度在今年12月哥本哈根国际气候变化大会前同意全球减排协议。拉梅什表示，印度不能签署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协议，因为这将限制印度的经济发展。

 

英国近期出台的一系列旨在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更多强调自身在新能源和碳减排的努力，值得全世界借鉴。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部7月15日公布了目前为止发达国家中应对气候变化最为系统的一个政府白皮书——《英国低碳过渡计划》，该计划标志着英国正式启动向低碳经济转型。《英国低碳过渡计划》提出英国力争到2020年实现以下5个具体目标：创造120万个绿色就业机会；整体改建700万户民宅，并支持150万户家庭生产自己的清洁能源；全国40％的电力来自可再生、核能、清洁煤等低碳能源；削减一半天然气进口量；小轿车平均碳排放量比现在降低40％。与此计划同时公布的还有3个配套计划，《英国低碳工业战略》、《可再生能源战略》及《低碳交通计划》。英国能源和气候变化大臣米利班德表示：“对英国而言，应对气候变化，转型为可持续的低碳经济对英国的经济、安全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的低碳转型计划将为英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新的行业，带来新的国际贸易机遇，无异于打开了通向美好未来的大门。”

 

 

环境问题是当前世界各国，特别是正在走工业化道路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普遍问题，环境保护已经成为了世界的共识。特别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近年来伴随经济快速发展而出现的高能耗、高排放问题不仅影响国内的环境，更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中国出口面临来自美国“碳关税”的压力。 美国众议院近日通过了《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该法案中的“征收特别关税”条款规定，从2020年起对不接受污染物减排标准的国家实行贸易制裁，征收关税。这一政策不仅有利于打击传统能源行业，给新能源行业打开发展空间，也同时能够打击中国出口，保护美国就业，因而将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美国近年来过度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支撑全球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同时也造成了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和美国政府和居民的过度负债。次贷危机作为一个导火索，刺破了美国需求泡沫后，引发美国过度负债的金融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和“美国消费、中国制造”国际产业链模式的修正。短期内主要从两方面体现：一是，美国经济衰退“逼”世界各国刺激内需来抵御经济下滑趋势，但为了避免内需刺激政策成为别国出口的“救命稻草”，贸易保护主义会趁机抬头，客观上造成过去经济全球化浪潮和自由贸易的再平衡。二是，美国在房地产和金融行业陷入衰退后，原有经济增长动力和就业创造模式面临巨大的转型压力，这也使得美国会倾向对进口进行抵触，以便保护本国就业和生产成本高企的国内制造业。因而，美国为了解决国内就业，促进经济增长，扭转实体经济颓势，以及维护其在经济、政治和货币的全球领袖地位，就需要依靠各种可能采取的手段扭转目前不利的状态。特别是美国经济的复苏和失业率降低直接面临来自中国出口的巨大压力的情况下，提出碳关税政策，可以有效打击中国制造业出口的低成本优势。因而，从实质意图看，“碳关税”实际上是在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后，作为贸易保护的一个变相手段，开始被美国搬到国际经济贸易的谈判桌上。除了中国出口会面临比较大的直接冲击外，在未来长期我国经济发展速度都会因为成本增加而受到负面影响。

 

中国面临如何重新在国际产业链格局中定位的发展战略问题。2003~2007年间，美国消费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给很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恰好是2001年底加入WTO）以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在全球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定位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这些国家通过和美国经济的“挂钩”，搭上了全球化红利的快车，并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然而，美国依靠负债提前消费的经济模式导致美国居民资产负债表内积累了大量负债和美国政府的巨额财政赤字，这一模式的不可持续终以次贷危机为导火索而爆发出来，并引导以“美国消费、中国制造”为代表的国际产业链分工模式进入调整。

 

奥巴马在经济危机期间推出的经济刺激计划除了过去惯用的财政货币扩张手段以外，更是推出了“阿波罗”新能源计划。这显示美国已经汲取了过去宏观调控只能救经济于一时的教训，将短期宏观调控政策和寻找技术创新结合起来。其他发达国家也随即也在能源环境领域出台了类似的支持政策。而到目前为止，各国政府陆续不断地推出能源环境方面的发展计划和政策支持，使得低碳经济出现了开始渗透到经济各个领域的燎原之势。因而，如果低碳经济就是此前社会各界普遍讨论的次贷危机后新技术革命推动下的主导产业（群）的话，那么这个主导产业（群）现在看来并不是像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汽车工业，90年代互联网技术下的新经济等较为独立的部门，而是一个将节能减排技术、新能源技术和环境保护机制充分渗透到各个行业的综合发展模式。中国如何在未来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下找到自己的定位是值得关注的长期战略问题。

 

中国可以看到的机遇：清洁发展机制。在新能源技术、节能减排技术，环境保护方案等我国相对不具有优势的情况下，适应“低碳经济”发展的国际大趋势，对我国来说是有挑战意义的，特别是还会受到来自发达国家的压力，比如“碳关税”就是一个是迫使发展中国家履行减排责任的惩罚性工具。但我们应该看到，这些挑战不是孤立存在的，还对应存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共赢的正向激励机制，即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

 

发达国家无论是自己发展国内低碳经济工业，还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实施“碳关税”，自己都要先做到减排。发达国家每减排一吨二氧化碳成本平均在100美元以上，而发展中国家平均减排成本只有几美元至几十美元。因而发达国家有动力提供资金和技术在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开发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等减排项目，并用由此而产生的“核定减排量”（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 CER)抵扣本国承诺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这就是清洁发展机制。联合国环境署的统计显示，2007年开始，由清洁发展机制所产生的核定减排量已经开始大规模进入市场。

 

清洁发展机制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目前，由于中国总体排放水平高（占全球的12%，仅次于美国），人均排放水平低（不到美国的1/4），未来中国存在着相当大的潜在减排空间。目前中国CDM项目数量在世界上位居第二，产生的CER位居世界第一，几乎占据全球市场的一半份额。出售CER不仅可以直接带来经济收入，CDM项目建设还可以拉动国内投资。因而清洁发展机制将可能给我国对外经济贸易提供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借鉴英国当前政策体系，推出适合我国的低碳经济战略，促进自身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英国低碳经济国家战略是在一套系统的政策框架下出台的，包括《英国低碳过渡计划》、《清洁煤炭发展框架》、《英国低碳工业战略》、《可再生能源战略》、《低碳交通计划》和《低碳产业策略》等，从宏观到行业比较系统地规划了未来低碳经济发展的蓝图。而我国目前只是针对新能源、节能环保等具体领域出台的相关政策，而对低碳经济这样一个涉及全局发展的战略性问题，还没有针对性地出台系统性的规划战略，这些政策空白有待填补完善。

 

协同世界各国尽早寻求WTO规则和其他国际环境贸易法的协调。现有的贸易规则在不断受到低碳经济发展的冲击情况下，我国企业已经不断面临各种诸如“碳关税”等非常规关税壁垒，在未来规则越发不确定的情况下，势必影响我国企业的经营预期和稳定，因而应当尽早敦促世界各国对新环境下的贸易规则达成共识，同时增强我国外贸企业合理运用各种国际游戏规则提高维权的意识。

 

关注低碳产业发展，寻找新的发展机遇。英国商务大臣彼得·曼德尔森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全球低碳产业的价值已达3万亿英镑并在不断增长。因而，低碳经济在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方面都能起到重要的拉动作用。我国应及时关注这些动态，有计划地投入一些力量，在科研、财政、金融、制度等方面推动相关产业的技术发展。具体的，针对《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适当作出调整，计划开发支持我国未来低碳经济发展的应用技术，并加强和发达国家在相关领域的交流合作。特别是要联合经济管理、科学技术、环境保护、政治外交、财政金融等领域的专家，协同提出一个针对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战略的整体解决方案。

 

要求和发达国家在清洁发展机制上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首先，协同发展中国家，争取较小的减排责任。《京都议定书》规定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应当就碳减排问题承担有区别的责任，但是《京都议定书》将在2012年到期，后续新的国际环境公约中，发达国家可能利用“碳关税”等一系列政策向中国施压，要求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承担一定的减排义务，因而中国应该协同发展中国家据理力争争取最大限度的免责。其次，还要和发达国家在清洁发展机制上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要求发达国家在中国建立更广阔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减少技术转让的壁垒。建议在8月份的第三轮联合国气候谈判、9月份的第四轮联合国气候谈判、12月份的哥本哈根会议中不断向发达国家强化这个立场。

 

《科学时报》 (2009-7-22 B2 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