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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秘《岳阳楼记》 |
| 浙大为提高学子思想道德素质邀国学大师讲学 |
□本报记者 孙玮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世代流传的《岳阳楼记》中的这两句话，让范仲淹被誉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第一人”，足见其高尚品格。
这篇文章有太多的疑问：范仲淹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到底是不是去了岳阳楼？当时对《岳阳楼记》的评价如何？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这种写法是否模仿了唐朝的一位作家？
近日，浙江大学邀请《辞海》副主编、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上海版协副主席李伟国先生揭秘《岳阳楼记》，求“是”此记，以警示浙大莘莘学子。
疑生于后世
几年前，余秋雨到岳阳楼，写下这样一段文字：《岳阳楼记》是在庆历六年的九月初六写的，这是一个秋天，范仲淹这位先生，当时已经是58岁了，他这么一个在风中飘然的知识分子的身影，对着这一片洞庭湖水思绪联翩。
这段文字被一位编辑金文明看到，他找了余秋雨文章中的毛病。金先生说，范仲淹根本就没有到过岳阳楼，怎么会站在那边感叹呢？
《岳阳楼记》的来历
“庆历四年春，腾子京谪守巴陵郡”就讲明了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是因为滕宗谅。
滕宗谅因误用公使钱被调到了岳阳，而后重修岳阳楼，他希望有一个大手笔能写一篇文章来纪念一下。于是修《求记书》，范仲淹见信之后，为劝慰老朋友而修《岳阳楼记》。
《求记书》最后一句话：“谨以《洞庭秋晚图》一本，随书贽献，涉毫之际，或有所助。”就是说信里附带一幅画，一并给你，你写记的时候看了或许有帮助。由此，范仲淹如果没有亲历岳阳楼而写出了这么一篇文章，是完全可能的。
移花接木 相沿成习
李伟国认为，在宋朝求记者本无奢求，写记者可以凭借其写文章的技巧或从本已烂熟于胸的史料和回忆中选择材料，或纯粹将对方提供的书面材料加以剪裁，再形之于笔墨。
李伟国发现，滕宗谅当时同时写了3封信求记。一封给范仲淹，一封给尹洙，还有一封给欧阳修，时间都是在庆历六年。
其中尹洙的《岳州学记》，最后的5行“今年录其事来告”，也就是说，滕宗谅把他盖好学校这件事情记录了下来，讲给尹洙听，“你帮我写篇记”。
此外，滕宗谅要欧阳修写的《偃红堤记》，欧阳修在这个“记”上写道：“有自岳阳至者，以滕侯之书，洞庭之图来告，曰愿有所记。”原来偃红堤这个水利设施其实并没有修成，也就是说世界上没有偃红堤，只有《偃红堤记》。
所以在宋朝常常有这种情况，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没有到过岳阳楼也不稀奇。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也没看到有学者论述。
传为佳作？
第一个对《岳阳楼记》作出评论的是尹洙。据陈师道《后山诗话》：“范文正公为《岳阳楼记》，用对语说时景，世以为奇。”所“奇”者乃“用对语说时景”。
尹洙阅后指出，文章里写着部刺史，并且把“知州”写成了“太守”，看上去不落俗套，但后人看了以为在宋朝还有太守、部刺史，那不是害人了吗？范仲淹听了以后马上就纠正了。
尹洙的《岳州学记》，除了对地方办学的历史回顾以外，大多是纪实的，而且对滕宗谅在个人遭到不公平待遇之时的兴学之举，称颂有加。在这种情况下，他见了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以后诧为“传奇”，可以说是一种惊叹。
“欧阳修则觉得这篇文章写得不怎么样。”李伟国说。欧阳修自视甚高，同时他也应滕宗谅之邀写了一篇《偃红堤记》，当看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写成这样，他就自愧不如了，但有点嫉妒，于是说范仲淹的这篇记写得并不怎么样。
前无古人
“《岳阳楼记》在写法上一定程度地模仿了吕温的《虢州三堂记》，但是文章的高下还是范的高得多，所以，即使有一定的模仿也不影响对范仲淹的评价。”李伟国如是说。
明朝孙绪在《沙溪集》里就讲道：“《岳阳楼记》，或谓其用赋体，殆未深考耳。此是学吕温《三堂记》，体制如出一轴。”他认为《岳阳楼记》的结构完全是从《三堂记》中学来的。
记者找到《三堂记》作了比较发现，这两篇文章的写法和思想境界来说确实是比较接近的，都是分成缘起、四时之景和思想升华这3个部分，写景又分为总写和分写，分写都是按季节。同时记者发现，这两篇文章又有不同，《三堂记》写得比较详细，《岳阳楼记》则写得很有气势又比较简略。
“如果两篇文章要比高下的话，也是很明显的，范远高于吕，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从思想境界上讲，两者更是不可同日而语。”李伟国说。
《科学时报》 (2009-7-16 A2 国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