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伯特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位于德国波恩的大使馆协商两年，希望中国的出版商能重返法兰克福书展。自1957年起他们就一直缺席。由于种种原因，协商一直在原地踏步。我也继承了这项未竟的课题，以无比的干劲一头栽进协商中。我不但想将中国人带到书展来，自己也想到中国去。当时毛泽东还在世，“文化大革命”正逐渐远离。对许多人而言，这个国家散发出极大的吸引力，尤其大家对真正的生活状况所知甚少，因此显得更为神秘。

 

此时机会来临，而我也立即把握。有史以来第一次，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计划在北京举办德国科技展。虽然中方要求，要想在中国举办德国图书展,就必须以他们可以接受的台湾问题解决方案作为配套，但我早先已与德国科技展的主办单位达成协议，准备办个小型的科技暨建筑图书展，并告知我个人会为此前往北京。没想到通知寄出后，我随即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负责图书进出口组织“国际书店”的来函，邀请“德国图书贸易参访团”前往北京。

 

我决定自行挑选同行伙伴，邀请慕尼黑的汉瑟出版社社长、当时也担任书商协会外贸委员会会长的尤金·斯贝柯同行。

 

1975年8月30日，我们搭乘法国航空经由卡拉奇前往北京。抵达时，刘传维(音译。往后数十年，我与他一直维持着某种奇特且谨慎的友谊)与他数名同事也已经在旧北京机场等候。我们必须先在机场大厅的皮椅上等待，并且先接受一杯中国茶的招待。当时刘传维担任国际书店欧洲部主任，由于他精通德语，往后大多靠他为我们翻译。之后，刘传维与其上司王永深(音译)便带领我们下榻北京饭店这处大国营饭店。

 

在此我们必须给东道主上严厉的一课，让他们了解欧洲人习惯分别住单人房，不喜欢和别人共住双人房。到了晚餐时间，斯贝柯与我想自己闯一闯，结果这回我们两人也受到了教训：在复述了好几次我们要点中国酒后，有人给了我们一个瓷器，看来像德国老牌鞋油“埃尔达鞋油”，从里面散发一股令人难以消受的气味。在好奇心驱使下，我们两人分别灌了一小杯这鬼玩意儿，结果差点呛到。这种叫做茅台的米制烈酒酒精度高达七十度。而那个瓷器，打从那次的初体验之后我们就再也不敢碰，往后好几年还一直摆在我法兰克福的办公室里，兀自散发着呛鼻气味。

 

这次的中国行混合了观光、中方安排的菜色丰富且不停敬酒的盛宴(我们两人每次都得在举杯祝福双方友谊后自行“干杯”——而且喝的往往是茅台)、一场又一场的教学演说、文化活动，以及许多中间穿插针对“台湾问题”的协商，是一趟异常辛苦的旅程。

 

在北京，以及后来在上海，我们依序参访了科学出版社、紫禁城、新华书店、长城、明皇陵、一处木雕工坊、革命文学家鲁迅旧居、一家中国百货商店、一家印刷厂、一家县级书店、一处县党委会、一家手绢工厂、某名工人家庭的公寓住房、一处乡村人民公社、一间引擎工厂、一处木工场、一处铁匠作坊、一家幼儿园(那些脸孔胖嘟嘟的儿童总是不停地追着斯贝柯喊：“斯贝柯叔叔!”)、一家医院、一处“赤脚医生”的针灸诊疗所、一处地下灌溉设施、一户六口之家的农户、一处牧牛养猪与养鸡的农庄、京剧演出，最后则是一处建于15世纪某财政大臣的庭园。

 

我们两人勉力让对方留下好印象，认真听取比如革命性养猪法的说明报告，偶尔也提出几个有水准的问题。由于要处理这些脑力的紧张状态、餐宴与酒酌，我们两人只好轮番上阵：一人洗耳恭听、表示兴趣、提出问题，而另一人则发着呆，找机会放松一下。我们的中国伙伴丝毫不留情，早上七点半他们就来到了我们没上锁的房间，而晚上往往要等到午夜过后才送我们回去。

 

每天我们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不久，这种精神紧张终于需要出口了：中国之行的第九天，在看过京剧“红椅子”的演出后已近夜半，我们都筋疲力尽，但还是像其他夜晚那般，先和送我们回来的人喝个啤酒，而这一次还加了冰淇淋。我绞尽脑汁想找个谈话内容，最后开始想方设法说明德国的平装口袋书是怎么回事。刘传维耐着性子听我解释，最后摆着他一贯肃穆的表情说：“而且(每句话的开头他都会先说‘而且’)，而且我知道……lololo!”

 

我的横膈膜被哽住了，它想往上跑，它想冲出来!而斯贝柯看来也一样：一阵爆笑、狂笑就要狂奔出来了，但碍于对主人的礼貌我们还是忍住了。

 

而刘传维依然不为所动，继续说：“Wil beziehen lololo übe1Libli!”（他想说的是“我们透过Libli购买rororo的书。但刘和大多中国人一样，无法正确发出r的音，因此作者在情绪紧绷时被引爆了笑意。）

 

这下我们再也忍不住了，我们体内的爆笑岩浆翻腾得越来越剧烈，就要往上喷涌而出了。我们紧抱着肚皮，好像肠胃出了大问题那样，仓皇逃离餐厅。陪伴我们的两名中国人不安地跟在我们后头。到了房间门口前我们终于能直起身子站定：“没事儿!”为了让他们放心，斯贝柯特地说：“没什么事，等穿好我的日本武士(Samurai，但他想说的是日式袍子)，我就要上床了!”

 

“斯贝柯，那不叫Samurai，叫Samovar。”我这么纠正他。这下子，再没有什么挡得住我们了，我们扑哧一笑冲进了最近的房间，喘着气，笑倒在地，在地毯上翻滚，抓住床沿想起身，却在看到对方笑出泪水、发红的眼睛时又再度上气不接下气地笑倒了。我们这两个欧洲文化大国已经成年的代表如今却笑倒在一间中国旅馆房间的地板上。陪伴我们的两名中国人在惊吓中悄悄离去了。

 

我们这次的反常反应实在难以解释：想来这应该是为了发泄这几天全神贯注的精神紧张状态，才会爆出这么一场哄笑。无论如何，从此以后我们就觉得比较舒坦，而我们的中国友人也没再提起过这件事。

 

离去之前，我们的中国伙伴接受了一项提议，他们愿意再度参加法兰克福书展。我建议在大会目录、摊位标志与指示系统中涉及中国大陆和台湾只用“China”。最后双方都同意了，但也都提出了自己代表真正中国的要求。我登上了开往乌兰巴托的火车，心里清楚自己已经完成了一件历史性的“交易”，我们可以说就这么将中国“统一”了。这次的协商结果往后多年（其实是直到今日）都还持续使用。

 

 

《科学时报》 (2009-6-25 B4 月末书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