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宜之先生卒于1975年4月，距今已经过去了34年。今年正好是牟宜之先生的百岁诞辰。牟宜之先生的家乡——山东省日照市，为牟宜之先生建立了一座“诗碑”，刻在碑上的是《牟宜之诗》的第一首《少年行》，这是牟宜之先生留存最早的诗作。

 

牟宜之的诗作，生前没有发表和出版过。“牟诗”的阅读范围仅限于牟家的少数亲友。“牟诗”就这样在诗人逝世后的三十多年里，以很简陋的形式，默默保存在家人的手里。

 

“牟诗”得以保存下来200多首（《牟宜之诗》收录179首），全赖牟宜之的小儿子牟广丰对父亲的深厚感情和对父亲诗作的热爱，他是父亲去世之后“牟诗”的保存者，虽然他当时并不完全了解“牟诗”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发现“牟诗”的过程颇具偶然性——我和卢跃刚因为一件环保事务去拜访牟广丰，牟广丰把他为纪念父亲百岁诞辰而整理的父亲的古体诗遗稿拿给我们看。草草翻看之后，汉唐诗韵扑面而来，我们都大为震惊，因为这超出了我们对当代诗人作品的阅读经验。我们不敢相信，竟然有这样一位奇异的诗人曾经与我们在一个时代生活并写作。拿回家去，挑灯夜读，反复咀嚼揣摩，我们都坚信，我们的确发现了一位生前从来没有发表过诗作的足以与汉唐大家比肩的伟大诗人。由此我们认为，在“牟诗”遗稿的基础上进行整理、校注，促成正式出版面世，是一种不可推卸的文化使命。我们把这个想法与牟广丰交流并征得他的同意后，决定按照我提出的编年体例，由牟广丰、卢跃刚和我共同对“牟诗”遗稿重新整理、排序、编订，我为之作注释并写一段说明文字，然后向出版社推荐出版。在推荐出版的过程中，也曾经受阻，但并不是因为政治原因，而是因为对出版后销售前景的悲观估计。在今天中国大陆的图书市场，当代诗人的诗集几乎是无人问津的，更别说这部由当代人用传统诗体写的诗集。

 

当然，作为有“中国第一出版社”之称的人民出版社，出版《牟宜之诗》也是冒着一定风险的。毕竟，这部诗集用高度凝练的诗句真实而深刻地记录了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与教科书上的历史叙述是有着很大区别的。日前，我得到一个好消息，据人民出版社的统计，《牟宜之诗》自今年3月初上市后，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就已经在各地的书店零售出了2000多册。这在中国大陆创造了新世纪以来当代诗人作品在图书市场上销售的奇迹。

 

我认为，《牟宜之诗》之所以能够在今天得到读者认可，其原因除了《牟宜之诗》的艺术价值之外，还在于诗人用中国传统诗歌的形式真实而深刻地记载了中国上个世纪（1929～1975）的特殊历史，唤起了读者对那个时代的记忆，并且引发了心灵的强烈共鸣。在我读到“牟诗”之前，我对今人写的传统诗歌是不喜欢的。鲁迅曾经说过，“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致杨霁云》）在唐之前，诗歌的形式与内容均处在一个自洽的生命创造的活泼状态之中，中国学者掌握了音韵学原则，运用到诗歌的创作之上，促使了唐代诗歌的繁荣与典雅。但格律规则等形式的固定，成为创作的束缚，自唐宋之后，诗在中国已经逐渐成为文人雅士之间笔墨交流的“雅趣”，追求形式的典雅与严谨成为诗歌创作的第一要求，所以反映的生活内容反而被忽略，中国传统诗体从此便不能反映复杂而深刻的社会内容，并逐渐被新的艺术形式——宋词、元曲、明清传奇小说等所替代。但即便在盛唐时期，大诗人的写作也是不受格律束缚的，甚至有意运用增字、减字、破韵等方式来强调自己诗歌创作的独特性。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家都是如此。后世腐儒不察，以为不合格律即非好诗，遂造成中国诗的衰落，实在大谬矣。

 

宜之先生有《论作诗》一首，专门阐释自己的作诗路径：“不下推敲功，声律无拘泥。”“兴至随意写，不知其所之。”“喜爱真面目，厌恶弄妖姿。”“可为知者道，遑顾俗人嗤。”于是，无论是五言还是七言，诗歌的形式均在宜之先生的笔下鲜活起来，与时代生活融为一体。“牟诗”的出现，使我对中国传统诗体在当代社会中的生命价值产生了新的认识。所以，我说“牟诗”是“有韵之《史记》”。

 

今天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民众渴求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追回一度被抛弃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大陆出现了各种各样传统文化复苏的现象。其实，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极其庞杂的复合体，除了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解读之外，在文化传承上，也有“大传统”和“小传统”之分。“牟诗”所选秉持的儒家“士文化”传统，是“大传统”中最精华的部分，也是今天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最急需找回的优秀精神遗产。

 

《牟宜之诗》用优美的诗句、沉郁的诗风、凝练的诗意、丰富的诗象，为今天中国的读者带来深沉悲壮之美。这种美在中国已经传承了两千多年，其意义与价值是无法用语言完全表述清楚的。

 

《科学时报》 (2009-6-25 B3 社科 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