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4月24日，一代大师张岱年先生在北京逝世。他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位有卓越贡献的哲学家、哲学史家、文化学家，一生为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建设和哲学理论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同时，张先生桃李满天下，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教育家。
今年是张岱年先生诞辰100周年，本报记者采访了张岱年先生的数位弟子。
□本报记者 袁建胜 陆琦
张岱年 （1909～2004），字季同，别署宇同。1909年5月出生于北京，原籍河北省献县。父亲张濂，光绪（1903年）进士，授职翰林院编修。长兄张崧年是中国现代哲学家，对张岱年的学术道路选择产生了直接影响。
1928年，张岱年考入清华大学，旋即退学，又报考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被录取。1933年大学毕业时，因发表学术论文多篇，被清华大学哲学系聘为助教，从事哲学专业的教学工作。
七七事变以后，清华大学南迁，他滞留北京，闭门著书。1943年任教于私立中国大学，聘为哲学讲师。抗战胜利后，1946年清华大学复校，回清华大学哲学系工作，1951年晋升为教授。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调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授，一直从事中国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张岱年是在中国哲学史领域，继胡适、冯友兰之后的又一大家。”北京大学教授李中华说。
兼通中西古今之学
据李中华介绍，张岱年先生的学术活动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此时中国学术思想处于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多元文化的激荡角逐之中，正经历着一场旷世难遇的改造发展过程。
其中，激进主义的“全盘西化论”和保守主义的“中国本位文化论”是这场文化论争的主角。张岱年先生的哲学、文化立场与上述两派均有较大的不同，他提出了“综合创新”论。
张岱年认为创新需要吸收不同的哲学文化，不能是西方中心论、华夏中心论或马克思主义中心论；只有多种文化的综合，才能创造出新的思想文化体系。他还特别强调，所谓“综合创新”，决非混合或调和，真正的综合必是一个新的创造。
“综合创新”论在学术思想上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对理性（即辩证性）、创造性、前瞻性和一贯性。张岱年先生终其一生的学术，均以此为动力。这是张岱年先生思想学术的重大成果，也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具有独特智慧和远见卓识的高明之论。
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新”论，并不是一个空洞无实的口号，他把这种哲学与文化创新精神和创新理论完全应用到他的学术活动之中，这种运用最显著的成果之一，便是完成于1936年的《中国哲学大纲》。
这部《中国哲学大纲》，可以说是张先生一生学术创作中，一部分量最重的学术著作，也是中国哲学史中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著作，是继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之后最重要的哲学史著作。从哲学史研究和学术史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哲学大纲》的学术现代化、学术稳定性及其学术成熟程度上来讲，均不在胡、冯之下。
《中国哲学大纲》以中国哲学固有的思想、范畴和概念解释中国哲学，而不是削足适履，用西方哲学诠释中国哲学，即“回到中国哲学自身”、“让中国哲学自己说话”，揭示出中国哲学自身的价值和独特意蕴。
如“本根”、“大化”、“天人合一”、“反复”、“两一”等概念范畴的厘析和对史料真伪的判断，对于21世纪的今天，未尝不是一种超前的问题意识和学术眼光。这些研究，对于建立中国民族自信心和现代中国的学术独立，均产生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
李中华介绍说：除了对中国哲学的贡献外，张岱年先生对于文化的研究也是非常卓越的。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他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跟上了时代潮流。他强调中国文化是一种延续不断的文化体系，相信中国文化在未来世界能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初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中国文化光辉的新时代已经开始了。”
作为一位对中国文化有深入研究的学者，张岱年先生具有开放的眼光，注意不同文化的融合，在强调中国传统文化意义的同时，也用一种谦虚的态度重视对西方文化的研究。一方面，他认为新时代的中国文化不可能完全孤立，必须要综合吸收，也就是他青年时代提出的“综合创新”；另一方面，他强调中国哲学研究不能植根于西方文化，而是要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长出新枝。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李存山持相似的观点，他还特别提出，张岱年先生晚年一直思考客观世界与人生理想相结合的问题，这是解决如何认识客观世界和实现人类自身的大问题，充分体现了张岱年先生作为一位大哲学家的品质。
张岱年先生还提出，没有哲学的发展，就没有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复兴，他将哲学的发展与中华文化的发展结合在一起，体现出他对祖国、对人民、对中华民族深厚的感情。
“我认为，张先生提出的‘综合创新’论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李存山说。
后世学人之范
李中华对于张先生印象最深的，也就是冯友兰先生早就指出的：“刚毅、木讷、近仁”、“直道而行”。他认为张岱年的人格魅力，“在中国现代哲学家中确实很难找”。
“刚毅”，是说张先生非常正直、表里如一；“木讷”，是说张先生无高危之谈和玄虚之论；“近仁”，是说张先生没架子，不盛气凌人，有一颗慈爱之心。
作为张岱年的学生，李中华认为可以从张先生身上学习两个方面。一是做学问，张先生非常强调学术规范，他主张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讲究原则，追求真理；二是做人，张先生非常谦虚，从来不在学生面前摆出一副老学者的架子，注意倾听学生的建议，然后才作出自己的评价。
在李中华看来，现在社会传授学问的好老师很多，但是能够把学问和人品统一起来潜移默化地去影响、教育学生的老师很少。教育教学除了培养学生的学术能力外，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的人品。张岱年先生做到了做学问和做人、内和外的统一，他并不过多地说教，而是以自己的言行来影响学生。
在李存山看来，张岱年先生做人与做学问都把“求真之诚”作为自己的毕生追求。冯友兰先生在为《张岱年文集》作序时也提到，张岱年先生“修辞立其诚”。所谓“诚”，就是诚心真实。
“只有有了求真之诚，才能做到由真以达善，张岱年先生把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对善的追求统一起来，把唯物和理想统一起来。”李存山说，“张先生做人与做学问是统一的，这是张先生最突出的品质，也是最值得后世学人学习的。”
一个大遗憾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余敦康讲述了他和张岱年先生之间的一段特殊经历。
“我之所以成为张先生的一位比较‘特殊’的学生，起因是我们同时被打成‘右派’。”余敦康说。1957年，张岱年被打成“右派”，与他同时经历此遭遇的，还有时为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的余敦康。
作为一名年轻的学生，余敦康对“右派”这顶帽子并不是很在乎，但对于张岱年先生来讲，这样的打击却是巨大的。
“他终生服膺唯物主义，衷心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却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扣上了右派的帽子，这个结果让他如何能接受？”余敦康说，“更为重要的是，这段时期他在哲学研究领域正是大有可为的黄金时代，学术生命却被人为地中断了。”
1961年，余敦康下乡劳动改造结束回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不少师生去了中央党校，参编《中国哲学史》教科书，作为右派的张岱年是没有这个资格的，同样是右派的余敦康更是失去了做学生的资格。
从1961年到“文革”开始这段时期，余敦康和张岱年先生朝夕相处，早晚请教，跟着他一起编写了8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汇编》，对余敦康来说，这绝对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张岱年先生是手把手地教他做学问，让他得以扎扎实实地把研究生学业完成。
“我当时学得很带劲，工作也很兴奋，而张先生的心境却与我恰恰相反。”余敦康说。
对于张岱年这位已经确立了自己哲学体系的哲学家来讲，做这些资料员的工作已经是浪费时间，而且在工作中，张先生还总被挑毛病，没来由地受到不少非难。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张先生在工作之余，还要打扫卫生、清洗厕所。
“一位哲学家要去洗厕所，这是不可思议的，虽然我当时帮他做了这些事，但这对他心灵上的打击可想而知。”余敦康说。
在余敦康看来，张岱年先生年纪轻轻就确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其后又不断地吸收新的思想来丰富自己的体系，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已经进入学术研究的黄金时代，正要更进一步时，他的学术生命却被人为地中断，而且一断就是20多年，实在令人扼腕叹息。
余敦康说：“对于张先生来说，他的遭遇是不公平的，虽然他的晚年对此很乐观、豁达，但对于我们这些学生乃至中国哲学界来讲，都是个不小的遗憾。”
《科学时报》 (2009-6-23 B1 大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