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暗探》、《刺客》,龙一著,新世界出版社2009年4月出版
《潜伏》一炮打响,其原著作者龙一也开始被众多读者所关注。近日,由龙一创作的唐代历史小说《暗探》和《刺客》在经历了10年的“潜伏”后终于面世,而其独特的风格,也为近年来火热的历史小说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
□本报记者 杨新美
日前,《暗探》、《刺客》的新书媒体见面会在北京单向街书店举行,龙一与文学评论家陈福民、《当代》编辑石一枫进行了轻松的对谈,他们面对众多到场读者,慢慢品味拆解了惊险诡异而又韵味悠长的《暗探》与《刺客》。
写这两部小说的原因,要追溯到11年前。1997年,37岁的龙一在朋友的鼓励下,放下研究了多年的中国古代生活史和近代城市史,开始着手写小说。在被问到为何选择写唐代历史小说时,龙一说:“一个生手写小说,自然要选择自己最熟习的内容。”于是他便选择了唐中宗、唐睿宗至唐玄宗开元初年这段充满了欲望、阴谋、背叛、勇气和希望的时期为故事背景,选择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化大都市——西京长安作为小说人物的舞台。直至2002年,他才完成了这两部唐代历史小说。
《潜伏》中重重的谍战风波、情节跌宕起伏,让观众们欲罢不能。而《暗探》、《刺客》也有着激流暗涌,但真正让人手不释卷的是,合情合理的场景描写、唐代的食谱、娱乐方式等古代生活真实痕迹和虚构的人物、事件,让我们置身于其中已无法辨清孰真孰假,仿若雾中看花。
“这一切得益于龙一自己的文化积累。”陈福民说。龙一对中国古代史、唐代历史,无论是正史以及野史和民间笔记,个人的积累是相当的丰厚的。
类型小说的新道路
《暗探》、《刺客》不是普通的历史小说,从中可以看到侦探或是武侠小说的影子,但也不能单一看成任一类小说。在这两部小说中,龙一借用了侦探和武侠小说的架构,在故事里讲人性、人心、人情,讲历史、文化,这些元素的大量增加,使侦探类型小说有了更广阔的内涵与发展空间。
“在侦探小说发展了近百年的今天,单纯的侦探小说已经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笔下演绎到了极致。如此,侦探小说需要探索新的出路。”石一枫分析说,毋庸置疑的是,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天使与魔鬼》,没有克里斯蒂的作品那么诡异、恐怖,但丹·布朗在作品中注入了新元素——文化,使得侦探小说跨出了新的一步。同样,《暗探》、《刺客》真正难能可贵的是作品不再仅仅注重侦探的过程,而是字里行间还包涵着其他的元素因子,尤其是《暗探》,从侦探的角度来说其故事并不复杂、并非稀奇古怪,但是其他的内容却抓住了读者。
拓展新的道路往往是一个作家需要挑战的,而且并非是件容易的事情。而有限的直接生活经验、详实的知识和大量的间接生活经验让龙一做到了。为了在作品中注入更多新元素,龙一积累了更多知识,建构了自己的学识框架,学习各个学科的知识,如星象、饮食、香水、水暖工技术、制造炸弹和毒药的技术、服饰等,其间不惜将自己家也变成了创作的试验田。如涉及唐朝的西京长安的城市地理,为弄清其具体地理位置、街道的分布情况,他找到一本8角钱的旧书《唐两京城坊考》,根据其中的几幅西京长安的略图,参考书中文字和史料中的相关记载,先后动手绘制了长安的宫城与皇城图,以及政事更迭和政变的发生地大明宫和兴庆宫的地图。此后,他还绘制了一幅西京长安的城市地图,将长安一百单八坊的位置标示清楚,标明清明渠、永安渠、漕渠和龙首渠出入长安的流经路线,标明九座城门的情况,标出所有重要的街道,标出东西两市的位置。龙一说:“依靠这些地图,我的小说人物便如同行动在一座被复原的、生机勃勃的城市当中,每当需要他进入一座新的街坊时,我便再对这座街坊进行仔细研究,一点也不耽搁小说写作的进程。”
龙一称自己写小说,以先愉悦自己再愉悦读者为目的。他表示:“要想将小说创作变成一场战斗、一所大学、一种娱乐,甚至是一连串的胡闹,只有想尽一切办法让枯燥的写作生涯充满乐趣,才能耐得住默默无闻的冷落与寂寞,才能坚持到自觉发现此项工作的些微价值,才能不至于走火入魔……”
在看了《暗探》和《刺客》后,陈福民也认为,很难清晰地将龙一定义成为一种类型作家,因为他笔下的类型小说不同于严谨的侦探或个案小说,但他说:“显然,龙一是个好作家,一个有积累的好作家。”
小人物的“义”
小人物的故事也能上演一幕幕摄人心魄的好戏,龙一正是通过他的笔向读者印证了这一点。在《暗探》和《刺客》中,很难找到英俊潇洒、玉树临风的人,书中让读者看到的是那些身处时代风云变幻中的小人物,如《刺客》中的马球手崔浩、绝顶小偷常百兴。历史阴差阳错地让不起眼的小人物不经意地改变了历史的进程;而他们自身也随着历史的洪流,出现完全非主观的变化,完全被历史所裹挟。
陈福民说,《暗探》也好,《刺客》也罢,写的都是唐代的生活,可看做是历史小说。但是此历史非彼历史。两部书中的英雄有调侃,甚至也有自我矮化,没有那种“高大”的英雄,龙一在小说中突显了一个中国古人骨子中的“义”。这个“义”在中国近代以后,基本上就中断了。尔后在电影如《英雄》、《无间道》中,在张艺谋等导演用极端的夸张方式把“义”呈现出来。
陈福民说,真正的文学追求,应该是如何将中国古代文化、中国古人的精神,在我们当下发扬光大,进行一个现代性的转化,通过一个更崇高、更恢弘、也更大的生活可能性提供给今天的读者。
《科学时报》 (2009-6-18 B4 精神 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