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悟》是天津觉悟社出版的刊物
南开大学是在五四运动的高潮中筹备成立的，可以说是五四的产儿。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南开大学奠定始基，使南开在五四爱国斗争中接受洗礼，在创立伊始，就表现出具有时代特征的精神风貌，从此走出一条与国家民族休戚与共的大学之路。
在五四运动中，南开大学不仅是反帝爱国斗争的一面旗帜，还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之一，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条件。经过五四锻炼考验的南开先进分子，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北方党组织的骨干。这在中国现代私立大学中是罕有的范例。
率先响应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爆发后，天津在全国最先起来响应。南开中学是这场反帝爱国斗争中一支最活跃、最能战斗的力量，以马骏（天津学生联合会副会长）为代表的一大批积极分子，早在运动初期就开展罢课、游行示威、抵制日货等活动，并且多次组织进京请愿斗争，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南开大学成立时，马骏、周恩来及南开中学许多斗争骨干考入这所新型大学，使南开大学自成立之日，即以一支新的爱国生力军的形象出现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第一线，成为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核心，带领广大群众开展了一系列斗争。
如1919年10月1日，为声援山东人民要求惩办济南镇守使马良的运动，周恩来等组成学联慰问队随天津、山东、上海等七省区代表赴北京请愿。第二天，南开大学等校千余学生上街游行抗议反动当局逮捕请愿代表。之后，学生们又组织了一系列活动。20日，南开学生会同各界群众万余人再次赴省公署请愿。一次又一次的斗争沉重打击了反动当局气焰。天津警察厅哀叹：“似此聚众情形，实属令人可畏。”
反动政府加紧对广大学生和各界群众进行反扑。省长曹锐禁止学生调查、抵制日货，并逮捕了马千里、马骏等代表和学生，查封各界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在针市街一带调查日货的南大学生也遭拘押。周恩来和部分学联负责人被迫转入租界活动，并决定开展更大规模的斗争。1920年1月29日，以周恩来为总指挥,南开大学、北洋大学、南开中学、直隶女师等校3000多学生赴省公署请愿，反动派使用剠刀、大棒、水枪血腥镇压学生，并逮捕要求面见省长的周恩来、于方舟等4名代表，酿成“一·二九”惨案。
惨案发生后，南开师生无比愤慨。教职员发表辞职宣言，接着又发表敬告各界书，痛斥当局“学生之运动出于爱国，纵有偏激，犹宜曲谅，而况未有过分之举，何至视之如仇，临之如敌”。
周恩来同志编办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是五四时期天津学生联合会的机关刊物。它对组织、教育广大青年学生，宣传爱国思想，领导天津学生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起过重要作用。
新文化的“先锋军”
部分觉悟社社员合影（后排右起第一人为周恩来，前排右起第三人为邓颖超）
南开大学是当时天津唯一的综合性高等学府，南开学子作为充满活力的知识群体，在反对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提倡新思想、新文化的运动中起到了先锋作用。当时，南开师生成立了书报贩卖团，在校园出售进步书刊。周恩来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和组织觉悟社，是他在五四运动时期的重要思想历程，也是南开大学引领天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标志。会报前后出版一百几十期，每期发行四五千份，被誉为“全国的学生会报冠”。
觉悟社是冲破封建阻力、集合学联和女界同志会的骨干分子而组成的革命团体。在觉悟社10名男社员中，周恩来、马骏、李宝森、薛卓东、潘世纶等5人都是南开大学学生。觉悟社成立后一直把领导爱国斗争，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探索革命真理作为重要的任务。
觉悟社成立不久，周恩来就邀请李大钊来社座谈马克思学说，并按照李大钊的建议，及时组织社员研究《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开展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讨论。觉悟社当时被誉为“天津的小明星”。觉悟社出版的《觉悟》创刊号上发表的周恩来和社员撰写的文章中，明确表示铲除军国主义、党阀、官僚等反动势力及旧道德、旧伦常等，主张“灌输世界新思潮”、“改造现在中国学生的思想”。觉悟社及其 《觉悟》对马克思主义在天津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科学时报》 (2009-6-16 B4 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