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本来就是残酷的。西路军兵败祁连，固然悲壮惨烈，然而中央红军长征途中仅桂北湘江一战，就牺牲三万余人，其规模和程度更甚，但是并没有像西路军那样成为一个欲说还休的永久话题。那么，是什么使幸存的西路军将士如此眷恋不舍、魂牵梦绕呢？

 

 

陕西人民出版社最近隆重推出了冯亚光先生描写红军西路军的三卷本长篇报告文学《西路军》，令我感慨万端。

 

最初听到西路军的故事时，还是个小学六年级的孩子。历史课上，老师讲到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组织了一支西路军，向甘肃、宁夏挺进，仗打得非常惨烈，几乎全军覆没。当时很诧异，红军英勇善战，怎么能被打败呢？正疑惑间，老师指着坐在后排的一个同学说，他爸爸是当时的军长，写了一本回忆录《悲壮的历程》；然后又指着一个同学说，他的爸爸是政治部主任。后来知道，有好几个同学的父亲都是西路军的。上初中以后，发现了更多同学的家长是西路军的。他们讲起父辈那一段往事，隐隐约约都带着一种忧郁的委屈神情。这使幼小的我心头布满了疑云。

 

不久，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这些同学的父亲都受到了冲击，遭批斗、被关押、进监狱。当时已经知道一点所谓的政治了，就是这些西路军的人都是执行了张国焘的反动路线，与伟大领袖毛主席对着干的，是大案，是铁案，永世不得翻身；曾经被俘的还有叛徒嫌疑。但是，他们身经百战、九死一生，幸存下来了，就应该是这样的下场吗？这个西路军到底是怎么回事？心头的疑云越来越重。

 

“文革”结束以后，听到关于西路军的议论逐渐多了起来，但是在党史研究领域，西路军还是被列为“禁区”。这大概是“两个凡是”的遗风。既设禁区，肯定就有不能见光的东西。真相无禁区，禁区无真相。绝无例外。但是，这又是为什么呢？

 

当年西路军的高层领导人，总指挥徐向前、30军政委李先念，他们去世后都把一部分骨灰洒在了那片曾经浸染了鲜血、埋藏了尸骨的土地上。徐向前说：“我死后，要将骨灰的一部分撒在河西走廊，我忘不了那里。”李先念说“不这样，我对不起那些牺牲的战友。”；而政治部主任、工委书记李卓然，则是把墓建在了祁连山脚下西路军最后一战的安西县。战争本来就是残酷的。西路军兵败祁连，固然悲壮惨烈，然而中央红军长征途中仅桂北湘江一战，就牺牲三万余人，其规模和程度更甚，但是并没有像西路军那样成为一个欲说还休的永久话题。那么，是什么使幸存的西路军将士如此眷恋不舍、魂牵梦绕呢？

 

 

几十年的迷雾终于被拨开。西路军的问题，军事研究者从提出到解决，历时24年。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经过长征，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随即，红四方面军总部及所属的5军、9军、30军以及骑兵师、特务团、教导团、妇女团，在甘肃靖远地区渡过黄河，执行打通到苏联的国际路线，解决战略依托的“宁夏战役计划”。11月上旬，这支部队改称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

 

西路军出征时总人数约21800余人，一路歼敌20000余人，重创马家军，但终因兵力对比悬殊，寡不敌众，既无援军，又无退路而兵败祁连山。战死者约7000余人，被俘后遭残酷杀害者约5600人；被营救返回延安者约4700人；失散流落在沿途的约4500人。其中5军军长董振堂、9军政委陈海松、总供给部长郑义斋等军、师级以上干部20多人战死。

 

1937年3月兵败后，师、团级干部仅二三十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徐向前、陈昌浩只身离队，回陕北向中央汇报情况；成立西路军党的工作委员会，李卓然任书记，李先念负责军事；并决定将剩余部队编成3个支队分散行动：副总指挥兼9军军长王树声、5军军长孙玉清率9军残部400余人走一路；李卓然、李特等总部机关随30军政委李先念、军长程世才率30军残部1000余人走一路；剩余的300多名女战士集中起来组成妇女团，由陶万荣任团长。妇女团全部打散被俘。王树声、孙玉清一路后被打散，孙玉清被俘后押解到西宁由蒋介石下令杀害。李卓然、李先念、程世才一路胜利走出祁连山，到达星星峡，把所剩西路军420人带到新疆，由先期到达接应的中央代表陈云安排返回延安。李特和5军政委黄超随后在乌鲁木齐被王明处决；很多干部在以后的任用时受到怀疑或压制，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到整肃；流散在西北乡间的下层官兵被当做“逃兵”、“叛徒”，生活贫困；陈昌浩于“文革”中受迫害自杀。

 

西路军问题的敏感之处是，这支部队原是属于红四方面军的，而红四方面军是由张国焘领导的。张国焘是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长征中担任红军总政委，率领红四方面军，拥兵自重，并且一度自行成立党中央。因此，长期以来认为西路军执行的是张国焘的指示。毛泽东在1936年12月的文章中指出：“为敌人吓倒的极端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也就是说，西路军的形成和战事，是执行了张国焘路线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钦定铁案，尤其是毛泽东在世的时期，任何人也不敢一碰。

 

然而历史的真相是，西路军的建立和行动，甚至包括战役的具体指挥，完全是由当时的党中央所决定。随着岁月的推移，党史研究者在档案文献中，惊异地发现了毛泽东下令四方面军人马西渡黄河以及成立西路军的电文，邓小平、陈云极为重视，李先念组织人员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写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指出：“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

 

当然，这里还有更复杂的背景，这就是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共中央的指挥，电文档案存在莫斯科，尚有待进一步发掘。

 

 

尘封70年的西路军真相，终于可以大白于天下了；那些英勇牺牲的、顽强抵抗的、被残酷杀害的西路军战士，终于可以被作为英雄向世人昭示了。

 

在近几年出版的关于西路军的十余种书中，冯亚光先生这套三卷本鸿篇巨制，是最完整、最详尽、也是历史真实性与文学艺术性结合最好的报告文学。冯先生自青年时敬仰西路军，开始寻访西路军的遗迹，至今已是花甲之年，可谓是用了毕生精力，令人钦佩。

 

冯著《西路军》有几个显著的特色。首先是完整性，第一卷《西路军·河西浴血》，以历史事件的发生顺序为线索，像小说一样展开了叙述，有人物，有场面，有战事，有情节，有冲突。读者看完后，就能清晰地把握西路军复杂的来龙去脉。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有史料。历史的真实性，是报告文学和传记文学的生命。作者还原了被尘封、被篡改了70年的西路军的历史真相。在书中，大量使用了将士的回忆录和采访笔录，使用了当年中央与西路军往来的电报。

 

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冯亚光充分运用了文学的手法，优美的语言，生动的描写。“墨晕似的暮色漫天漫地渗化开来，戈壁荒原铅一般的凝重迷蒙。”“夕阳跌落在荒山秃岭上，碰伤了，刺破了，金浆从山坡上流下来，整个山谷被染得金碧辉煌。”这些诗一般的文字，衬托着激烈惨痛的场景，或者说，就是诗和画。主要人物的刻画，尤其是李先念、徐向前、陈昌浩，能显出个人的性格。在这种纪实性的文体作品中，非常难得。

 

这套作品的文学性的另一特色，是大量的细节。作品感动人，必须靠细节。这在《西路军·生死档案》中尤为突出。冯亚光多年走访西路军战士，娓娓道来，可歌可泣。西路军的故事之所以能震撼人心，主要就是悲壮惨烈，战斗激烈残酷自不必说，更甚是被俘战士遭到的惨绝人寰的杀戮，砍头、开膛，被活埋者2400多人。最为悲惨的是女战士的命运，被俘后没有被杀死的都受尽惨无人道的摧残和蹂躏，而在建国后又长期蒙受不白之冤，在噩梦中默默地活到了今天。读来催人泪下，不能自已。

 

70年的风云变幻，今天已经是云散天开了，祁连山的蓝天格外清澈。冯亚光精致生动地复原了西路军真实的历史，洗刷了岁月沉积的污垢，慰藉了长眠于荒原、戈壁、野山之中的英魂。

 

《科学时报》 (2009-6-4 B3 社科 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