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我国学者最初对达尔文理论的接受与认识，恰恰带有浓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天演论》是我国最早介绍进化论的读物，1898年由严复用文言文翻译出版。《天演论》译自赫胥黎介绍达尔文思想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而非《物种起源》的原作。

 

在翻译时，严复在原文中又加入了大量的注释与评论，从中不难看出他翻译此书的目的，社会学理由更多于生物学的爱好。

 

作为桐城派古文高手，严复的注释与评论极有煽动力，从某种意义上，影响了人们对原意的理解。在《天演论》中，严复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中国目前虽弱，但仍有挽救的办法，这就是通过竞争，通过努力，改变目前弱者的地位，变为强者。他在翻译此书时，接受了斯宾塞“适者生存”的口号，又自己加上了“物竞天择、优胜劣败”这八个字。他对进化论的认识，对当时正处在民族危急时刻的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受《天演论》的感召，胡洪骍给自己改名为适，字适之，广东革命党人陈炯明也将自己的字改为竞存。

 

于是，很多学者认为我国早期对达尔文理论的接受，其实是不全面的，过分侧重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念。

 

中国早期翻译《物种起源》原作的译者，不是革命者就是人文学者。从中文对“evolution”一词的翻译上看，一些人认为，也存在着误读。“进化”一词来自日译，在中文中包含了“进步”的含义，容易让人望文生义，以为生物的改变，一定是朝“进步”的方向而去。而达尔文自己对“进步”却抱有疑虑。其实进步的概念是达尔文之前的推理进化论的观念，达尔文对此并不赞同。他曾在笔记中写道：“说一个物种比另一个物种高级是很荒谬的……”他认同这样一种观念，即如果有适宜的环境，即使进化过程不会完全逆转，但应该是可以倒退的。他不认为所有的进化都必然朝着“进步的倾向”。而大多数中国公众对进化的理解却恰恰相反。

 

尽管我国早期对达尔文的介绍与理解不乏偏颇之处，但目前我国科学家对进化论的贡献却是可圈可点。我国从科学上对达尔文主义的接受，没有经历像西方那样的戏剧化过程，它很自然地随着现代科学在我国的建立与发展，进入科学家的视野和研究实践。

 

150年来，进化论面对的最持久、最强劲的挑战之一，就是所谓“缺失的中间环节”，在应对这种挑战上，古生物学的贡献是最大的。早在1861年，德国发现的始祖鸟化石，就为刚刚发表两年的《物种起源》提供了一个从恐龙到鸟的“中间环节”。近些年来，我国古生物学家发现的带羽毛的恐龙、早期的羽毛、最早的龟类化石等等将所谓进化的缺环“越填越细”。特别是带毛的恐龙，为被达尔文称为“讨厌之谜”的羽毛起源问题不断地提供了新的证据和“中间环节”。

 

然而，从整个生物进化理论的研究看，一些生物学家认为，目前国内与国外在进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均有一定差异，国外进化学者的队伍比我们要壮大得多，除了一些具有传统意义的长期研究外，还有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浩大工程。这些工程往往要通过十几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而目前中国学者所作的研究，相对显得微观、局部，周期较短，因而大多不会涉及较大的进化命题。

 

因此，有人提出，如果在将来，世界上还会出现一个“达尔文”，从目前的发展情况看，中国科学家一定不在候选人名单上。

 

《科学时报》 (2009-5-27 A3 每周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