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尼系数是国际上常用的一种收入差距的测量指标，按照国际通常标准，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最佳的平均状态，在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0.4为警戒状态，达到0.6则为危险状态。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自2000年开始，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总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仅约5%。而总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高达50%。贫富差距过大问题已对社会稳定构成极大挑战，并与经济健康发展相互掣肘。

 

习惯性观点认为，我国贫富差距过大，主要源于城乡差距，我国经济处在发展上升阶段，贫困人口逐步呈现下降趋势，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让这种贫富差距的体会氛围不很强烈，特别是城镇内部、农村内部基尼系数都仍处于合理区间内。改变这种状态，也更多从经济层面考量，比如发展中小企业，强化农村经济，加快发展服务行业等。

 

习惯性观点不无道理，但站在更高的视角，社会公平才是贫富差距的决定性因素。无论是长期农村支持城市的剪刀差的非道义牺牲，还是垄断形成的高收益惠及少数利益集团，或者是腐败导致的权力寻租产生的暴富人群，无不是社会不公平的最直接表现，亦是拉动基尼系数上升的主要推手，而如果不能从观念和体制上确保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平，和谐社会的建设无疑将是沙上建屋。

 

缩小贫富差距，不是简单回归过去的平均主义，这对长远发展有害无益。我国的计划经济时期，贫富差距可以保持极低水平，但贫穷下的无差距，亦是社会进步的桎梏。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释放了国人的物质文明欲望，在生产力提升上发挥了巨大作用。有差距才有对比，有差距才有动力。

 

缩小贫富差距，不宜在贫困的状态下解决。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升，政府通过收入的二次分配或者支付转移手段缩小贫富差距，增加更多关乎普通民众的改善基本生活保障的公共开支，需要有米下锅，这有赖于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并较快发展，亦会对基尼系数的降低产生直接效能。

 

缩小贫富差距，应继续扩大市场经济的改革。它可以促进公平的价值机制衍生，亦会使国有垄断企业利润趋于合理，并降低政府无节制干预和权力滥用，而与之匹配的是更多人的创造和创新的解放，让就业得到显著改善。我国基尼系数最低的省份是浙江。浙江人创业多，浙江省民营企业多，中产阶级相对庞大，基尼系数相应就被稀释到了适宜的程度。

 

缩小贫富差距，应该让农民有同等享受改革开放成果的权利，这也是本届政府施政的一大亮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核心是弥补农民的历史欠账，逐步公平享受公共财政的阳光雨露；而农民工外出创收，在城市里获得相应权益的保障，包括子女的受教育机会，都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基础内容，这些问题解决了，增加农民收入才能有更适宜的环境。

 

缩小贫富差距，坚定不移地反腐败意义重大。国际上关于腐败感知指数与基尼系数关系的研究成果表明：政府官员越清廉，贫富差距越小。腐败侵害了普通民众的基本权利，造成机会的不均等、利益不透明、风险不平衡，甚至出现个别贪官直接侵害社会救济和扶贫资金的恶劣现象。

 

在公平机制下，贫富差距可以超越一般的道德评判，不是和谐社会的绊脚石，而是社会进步的助推器。

 

（作者系中国青年科技开发区管委会执行主任）

 

《科学时报》 (2009-5-27 A1 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