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樱桃园疗养院，三个疯了的物理学家分别谋杀了自己的护士——这是科学悬疑剧《物理学家》的核心情节。不久前，这部给剧作者迪伦马特带来世界声誉的戏剧，首次在我国公开演出，它在一种看似荒诞的氛围中探讨了一个绝不荒诞的主题：科学家要怎样挽救自己的清白。

 

 

在一家叫做樱桃园疗养院的精神病院里住着三位病人，都是物理学家。其中一位名叫莫比乌斯，早在15年前就住进了这所精神病院，经常声称自己看到了所罗门王；而另外两位，则在不久后也住了进来，他们分别称自己为牛顿和爱因斯坦。

 

在精神病院，这三位“疯了”的物理学家先后分别杀死了看护他们的女护士。随着警察的调查和医生及病人的对话，剧情愈发扑朔迷离。随着三位物理学家之间对话的展开，情节豁然明朗起来。谋杀，是因为他们都没有疯。

 

原来，莫比乌斯本是一位极有天赋的物理学家。他害怕自己的成果被“不正当”使用，15年来一直装疯躲在精神病院里。而“牛顿”和“爱因斯坦”也曾是出色的物理学家，目前正分别为不同的情报机关服务。他们怀疑莫比乌斯掌握着比原子弹更有威力的成果，而且可以使用在任何地方。为了追踪莫比乌斯，他们同时装疯，住进了这所精神病院。因为他们各自的护士发现了他们没有疯的事实，他们便分别将她们杀死，以掩盖真相。

 

在这场对白中，两位身为物理学家的间谍开始游说莫比乌斯。三位物理学家对科学的立场和态度，在这种对白中展现出来。

 

有寓意的是，接受《科学时报》采访的清华大学教授刘兵认为，“牛顿”所持的观点，恰与真正牛顿时代的价值观相似——他相信求知的自由，而不管这种知识为谁所用。而“爱因斯坦”的观点，“则与我们这个世纪某些科学家曾有过的观点有某种相似”。刘兵说，即认为物理学家可以自己作出抉择，有责任用其知识为某一特定国家和政权服务。

 

在这三位物理学家中，莫比乌斯大致代表着剧作者迪伦马特的观点，他自愿选择呆在精神病院。他说：“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用它已拥有的武器做了些什么；我们可以想象，利用我的研究使之成为可能的武器，这个世界会做些什么。我很穷……大学以名望吸引我，工业界以金钱诱惑我。但这两条路都太危险了……我放弃了学术生涯，对工业界说不，而且听天由命地抛弃了我的家庭。我选择了丑角的帽子和铃铛。我让人们知道所罗门王出现在我面前，于是很久以前，我被关进了疯人院。”

 

 

“有些风险是不可以去冒的，人性的堕落就是其中之一。”这是莫比乌斯的一句台词，他用大段的自白表达了他对科学的批判精神：“在知识的王国中，我们已经达到了认识的最前沿。我们知道一些可精确计算的定律，知道一些在不可理解的现象之间的基本关联，这就是一切……我们奋力向前，现在没有人能追上我们的步伐；我们遇到了一片空虚。我们的知识成了一种令人恐惧的负担。我们的研究充满了危险，我们的发现是毁灭性的。对于我们物理学家来说，剩下的只是在现实面前投降。”

 

他告诉“牛顿”和“爱因斯坦”，由于怕他具有巨大威力的发现被用于毁灭人类，他已经把全部的手稿焚毁，并劝他们与自己一同继续呆在精神病院，因为“只有在精神病院中我们才能是自由的，只有在精神病院中我们才能用自己的头脑思考”。

 

就这样，“莫比乌斯走向了科学共同体的对立面”，刘兵对《科学时报》记者说。至此，一个胆小怕事、唯唯诺诺的装疯者显示出了他“英雄气概”：一个勇敢坚定地坚守着自己信仰、道德与良知的科学家。

 

最终，科学家的良知与道德战胜了功利的打算，莫比乌斯说服了“牛顿”和“爱因斯坦”，三人决定一起留下来，并一致认为在这里他们“是疯子，但却明智；是被囚禁者，但却自由；是物理学家，但却清白”。

 

该剧导演王剑男，今年26岁，是国家话剧院目前最年轻的导演。他对《科学时报》记者说：“我在上大学的时候看过这个戏的剧本，当时就感触很深。”在这部戏的导演陈述中，他这样写道：“面对科技的飞跃、物欲横流的世界刹那间的变迁，迪伦马特并没有惊异于人类的创造力，却冷冷地站在一旁，记载下了人类消亡史的新一个篇章。”

 

该剧创作于1962年，是迪伦马特的代表作，其国际声望甚至超过了中国观众更熟悉的、他的另一部作品《贵妇还乡》。谈起在40多年后排演这部戏的意义时，刘兵与王剑男表达了一致的观点：“这部戏展示了一个永恒的主题。”

 

刘兵多年来在清华大学开设“戏剧中的科学”课程。在分析该剧的现实意义时，他特别强调“由于科学在近几个世纪对人类的巨大影响和改变，使得这部戏的主题比起其他展示普遍意义上永恒人性的艺术作品，有着更强烈的现实意义”。同时，更有意味的是，“迪伦马特在40多年前探讨的这种科学家的道德与抉择困境，并没有被现时代的科学家所超越，相反，现时代的科学家面临着更严峻更复杂的局面”。

 

与40年前不同的是，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物理学最先对人类的思想方式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物理学家更多地处在与哲学、道德、政治的矛盾与交锋之中。然而，40年来，生命科学家逐渐取代了物理学家，处在这种矛盾与交锋的激点上，“如果将来再有人写作、排演关于科学家良知的戏剧，生命科学家很有可能成为主角”。

 

在《物理学家》的最后，剧情的发展出人意料，三个物理学家的抉择与牺牲，并没有保住这个将会改变世界的成果。疗养院的院长早已知道莫比乌斯装疯的真相，并已经把他的手稿翻拍下来，要在自己创办的联合企业中将其充分开发。她疯子一般地自称她看到了所罗门王的再生，她将支配整个世界。

 

从上世纪60年代创作的《物理学家》，到30年后的《哥本哈根》，对比两部同是以物理学家为主角的戏剧，科学家所面临的“更严峻更复杂的局面”，初显其冰山一角。在《物理学家》中，剧作家还把莫比乌斯和他的成果放在基本独立的状态下，并在这样的背景下展示戏剧冲突。随着科学的进一步社会化，到了《哥本哈根》中，尽管故事发生的真实时间应当早于《物理学家》，剧作家更多地把玻尔与海森堡的道德抉择，放在了对不同利益集团的选择上：是美国还是德国。这种选择最终对科学家和其成果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并对其进行了正义与非正义的划分。

 

然而，在《哥本哈根》接近尾声时，“非正义”的海森堡面对“正义”的玻尔，发出了终极质问：“我们本可以一起停下来的！”——那么，这个世界将不会有原子弹。随着海森堡的质问，《哥本哈根》回到了与《物理学家》共同永恒的主题——科学家的清白与科学的良知。

 

进入21世纪以后，科学的社会化进程更是以无可比拟的速度推进着。以目前的科学共同体的运作方式看，科学研究对高额经费的依赖，进一步使科学家完全失去了对成果的掌控权利。用刘兵的话说就是，“他们的专职是科学，而不是道德判断”，取而代之的是，一批科学管理者和决策者，“他们当前应该更多地扮演莫比乌斯的角色，进行良知与道德的考问与捍卫。”

 

这部戏从去年底到今年五一前后，分别两度在北京的东方先锋剧场公演。王剑男表示：“我特别希望有科学家来看这部戏，并希望和他们进行交流。”然而，无论是通过对到场观众进行的观察、判断，还是从剧组收集到的信息看，前来看戏的观众中，科学家寥寥无几。

 

目前在科学界，一说起科学道德，几乎所有的人想到的就是论文剽窃、学术作假，而对这样一种更深层次的科学道德的探讨，却无人问津。

 

“因而，这是一部特别值得科学家、教师和科学决策者一看的戏。”刘兵说，“看了这部戏不等于要像莫比乌斯那样作出极端的抉择，甚至可以完全不作道德抉择，然而，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却不能不知道，存在着这样一种科学与良知的思考。这也是一种基本的科学素养。”

 

一位中学物理教师在看了《物理学家》后，对王剑男说：“我每年教上百个理科学生，我一直很自豪地对他们说，通过你们的努力将使科学前进100年。但我从来没有想过，科学可以给人类带来的灾难，现在我真得好好想想，今后如何去面对我的学生们。”

 

这或许就是《物理学家》的意义与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