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重新恢复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竺可桢科学史讲座”由香港中文大学物理学系名誉教授、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陈方正博士作了首场演讲，题目是“西方文化传统中的科学”。而正是这次讲座促成了《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一书的诞生。跨越了5年的时间，这些思想也从当初薄薄的演讲稿凝聚成了一部厚重而翔实的西方科学史著作。

 

今年5月，陈方正博士带着这部三联书店出版的新著再次来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举行讲座。讲座结束后，本报记者专访了陈方正先生 

□受访者：香港中文大学物理学系名誉教授、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 陈方正

 

《科学时报》：关于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本书为什么用“继承与叛逆”作为题目？这与宗教和科学的关系有关吗？

 

陈方正：用“继承与叛逆”作为题目与牛顿有关。现代科学是从牛顿的革命开始的，牛顿就是继承了西方科学的传统，可是又在某些方面叛逆了这个传统。比如说，他继承了西方古代的科学传统，《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是完全用古希腊几何学的论证办法来写的。实际上，在这本书中他发现了微积分的方法，这个方法颠覆了传统的几何论证的方法，从此以后，几何学的论证方法后来再没人用过了。他一方面好像是继承了传统，但一方面又是叛逆了它，把以前的东西完全打破了。

 

与宗教也有关系，牛顿自己是一个极为虔诚的基督教徒，他研究神学，写过上百万字的神学手稿。他的大发现，他自己认为是可以表彰上帝的大能力，他认为他的发现是荣耀上帝。但事实上，他的发现把整个基督教的观念完全颠覆了。所以他所作的探索，自以为是继承，实际上又是叛逆。

 

《科学时报》：李约瑟认为西方科学的巨大发展是从文艺复兴而始，而您则认为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8世纪，即现代科学出现之前3500年。

 

陈方正：现代科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900年，这只是最远的源头，说不上是科学的传统，真正的传统是公元前500年。我想，李约瑟也并非否定这个传统，只不过他认为这个传统不是那么重要，特别是这个传统从公元400年到公元1000多年，是断了以后又恢复起来的，所以他认为只是到公元1500年左右文艺复兴以后，西方科学才有了大发展了。

 

中国的科学与西方的科学走的是不同的路，西方的科学是理论性的科学，中国没有理论性的科学，中国有实用的、观念上的一些科学知识，可是这个跟西方有系统的科学知识是完全不同的道路。如果作一个比喻，中国的科学就像是在山上旅行，东转西转；西方的科学则像是在海上使船向一个既定的目标航行。你不能说哪个走得更远、哪个走得更快，因为它走的方向跟经过的地点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没有比较的可能。但是中国的这个走法，是走不出现代科学来的，因为方向已经不对了。

 

《科学时报》：西方科学传统的整体性似乎也是您著作中十分重要的观点，这种整体性是如何延续下来的？

 

陈方正：关于西方科学的整体性，我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牛顿所用来证明他物理学与天体力学的理论，用的完全是古希腊的几何学论证方法，那就是从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换句话说，牛顿认为最准确最可靠的方法还是古希腊的方法，古希腊的数学方法在西方是一直没有中断的。第二个例子，古希腊有两本书，一部《几何原本》是所有古代数学的集大成之作，一本托勒密的《大汇编》是古代天文学的百科全书，这两本书一直到欧洲近代都在用。哥白尼有所改变，但是他整个运算的思想架构数学方法都还是从那里来的。到了中古时代，伊斯兰的科学就把《大汇编》作了一个批判，把计算的方法改进了，观念也改变了一些。而且哥白尼的思想不是凭空跳出来的，他的地动说、日心说，在古希腊也都有的。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不能否认西方的科学传统是一个整体了，它是在延续的过程中有变化有发展，所以说是一个传统。

 

《科学时报》：这是不是涉及到科学的外史研究中，外史的外延界定的问题？

 

陈方正：这不单是界定的问题，是一个实质性的讨论。科学的外史是由前苏联的物理学家黑森首先提出来的。他的观点是，牛顿之所以有伟大的科学成就，就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兴起，使得人们对实用的东西会比较感兴趣，有实用的东西就有了实验的精神。而到现在，有人更进一步认为，科学的发展不是由它的内在理论，不是由科学家本身主宰，而是受社会环境影响而发展。对于这样的观点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这是矫枉过正，过去可以说我们是忽略了外界因素对科学发展的作用，可是把这种因素定为最重要、或者定为一个或两个决定因素，我觉得都是完全错误的。当然不能否认科学的发展会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但是它的动力和它最主要的发展方向还是它本身。这可以说是一个科学哲学的问题。

 

《科学时报》：您在导论中也提到，“本书以数理科学即数学、天文学、物理学等可以量化的科学为主”，那么作出这样的选择的原因是什么呢？数理科学的发展在现代科学的形成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陈方正：从历史上来讲，科学的发展是以这些可以量化的科学或者叫做数理科学带头的，比如说牛顿力学、天文学是最先出现，跟着有了化学的发展，后来又有了生物学，到20世纪以后，有原子分子物理学、量子力学这些理论出来了才从根本上解决了化学的问题，而化学的问题解决了才能解决生物学的问题。所以物理学或许数理科学是化学的基础，化学又是生物学的基础，而这些又是其他的科学的基础。所以自然科学是有个结构的，这个结构最基础的东西就是数理科学。

 

《科学时报》：那么，在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历史中，数理科学的发展是怎样的一个情形？

 

陈方正：中国古代也不能说没有，也有用数学来推算自然现象，那就是天文学里的历法学，但是它没有真正地科学发展。因为它只是以推算行星的位置为满足，没有试图去建立一个想象中的模型，没有去找这个现象背后的物理原因，只是把这个现象用数字表达出来，所以就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

 

《科学时报》：一般来说，伊斯兰文化被认为是东方文化，但是您的著作在追溯西方科学发展历史的时候，将伊斯兰世界的新科学作为专门的一章，而且在导论中您说“伊斯兰科学是了解现代科学出现的关键”，为什么伊斯兰科学如此重要？

 

陈方正：伊斯兰科学完全是从希腊来的。早期有很多人把希腊的哲学典籍翻译成阿拉伯文，这是很明显的事情，所以它的传统是西方的传统而不是东方的传统。古希腊的传统断了，然而伊斯兰科学通过翻译发展起来以后，欧洲中古就又把伊斯兰科学再从阿拉伯文翻译成拉丁文，这样才有了中古科学。伊斯兰科学是古希腊科学和欧洲中古科学的桥梁。

 

《科学时报》：您在哈佛大学和布兰戴斯大学获物理学学士及物理学博士学位，后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但后来又担任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主编《二十一世纪》杂志。作为一位物理学方面的专业研究人员，为何后来将研究的重点转向科学史方面的研究，以及中国文化、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研究？

 

陈方正：我自己在中学时代其实是最先对中国文学发生很大兴趣，然后是对哲学社会学发生很大兴趣，对数学物理学的兴趣是与之并行发展起来的。上大学选择了物理学我没有后悔，因为文化方面有了基本的学术训练以后，通过自我学习是可能的。而物理学则必须要有学院的学习和训练。事实上，我离开物理学转行到中国文化研究所开始作人文学的研究，到现在也已经有20多年了，也是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摸索才作出一点成果来，可是毕竟是可以做的。所以，我本来对这两方面都有兴趣，做物理做了20年，到后来有机会，就来作文化研究。

 

《科学时报》：您认为研究科学的学者应有怎样的人文情怀？

 

陈方正：我觉得只能各人随遇而安了。科学本身就是浩大精深，花一辈子也走不完，这条路有无尽的探索，所以你要分开精力一边做科学一边做人文可能会影响科学方面的成就。所以，一个人到底愿意做多少科学，愿意花多少时间来增进他的人文修养，就完全看他自己的性情和爱好，由他来选择。像我自己来讲，在物理学我走过一段很长的路，虽然到后来我都不能直接用这个，但我一点不后悔，因为它使我了解了一些我不走这条路就永远了解不了的东西。

 

《科学时报》 (2009-5-14 B2 科学 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