玲玲在陈学敏老师（左一）带领下进行最后一次沙盘游戏治疗。 本报记者 易蓉蓉/摄
当昨日已成历史，
往事将随风飘散。
积淀在心里的感动幻化成一粒粒种子，
播散在广袤的天地间，
滋长出无数倔强的小苗，
它们的名字叫：坚强、乐观、团结、奉献……
——四川绵竹富新学校 梁代君
“玲玲，这个沙盘好看不好看？”
“好看。”
“玲玲，你征求一下爸爸妈妈的意见，是否需要修改？”
“我不需要。爸爸妈妈，你们还需要修改吗？”
“玲玲，这个沙盘里的玩具你最喜欢哪个？”
“好多都喜欢。”
“玲玲看到哪个玩具最开心？
“音乐盒。”玲玲边说边启动了音乐盒的发条。
“下面请每人就现在这个好看的沙盘讲一个完整的故事，玲玲先讲。”
“下雨了，都看不清了。渐渐地，雷声小了，雨也小了。天亮了，一轮彩虹挂在天空，五颜六色，五彩缤纷，人们都说彩虹很美……”
这是四川德阳绵竹县城，大北小学教师陈学敏的家，她和中科院心理所危机干预中心（成都）绵竹工作站副站长胡宇晖在给玲玲做最后一次沙盘游戏治疗。
玲玲是绵竹市九龙镇人，上小学二年级，“全班只活了9个同学”，在地震后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症候群（PTSD），“一听见声音就害怕、发抖、摇头，不爱说话，无法与同学正常相处，学习成绩下降”。
几乎每个经历地震的人
都需要心理减压
PTSD指遭逢灾难意外等巨大压力后引发精神上重复经历创伤经验而出现相应症状，患者可以出现反复闯入意识或梦境的创伤体验，高度的惊觉状态，与社会隔离和回避行为，严重影响正常的生活作息或社会活动。创伤引起的心理问题包括性格变得冷漠、情感麻木、逃避、愤怒、惊慌、分离、沮丧无能，有的表现为神经衰弱综合征。
哈佛医学院和附属剑桥医院行为医学部主任丹尼尔·布朗在他的Healing Emotion一书中提到，压力会造成血压和肌肉紧张的慢性升高、恼怒、焦虑和忧郁，也会抑制免疫系统的防卫功能。巨大压力所能造成的最严重结果，就是PTSD。
据文献报道，PTSD通常在创伤之后3个月内开始出现，延迟发生的时间短至1周或长至30年。症状好好坏坏，随时间而改变，且在压力期间表现得更强烈。
预计在未来的几年甚至几十年中，PTSD都会困扰着从地震中走出来的人，几乎每一个经历了地震的人都需要心理减压服务。
玲玲的班主任老师找到玲玲父母，说玲玲恐怕有点不太正常，建议妈妈带她去看看。
恰巧心理所去了九龙重灾区调研，胡宇晖决定用沙盘游戏辅助治疗，“小孩用非言语治疗比较好”。
陈学敏在地震发生后做过一段时间志愿者，“找到了组织，就是心理所绵竹站这个心理援助机构，正好他们搞灾后心理辅导教师培训，我就进了这个培训班”。
成立于2008年儿童节的心理所绵竹站，是心理所心理危机干预中在灾区建的第一个心理援助站。2008年8月20日，在结束安置点的社区心理援助工作后，绵竹站搬到绵竹市区，集中力量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教育系统心理援助模式的探讨。“如果光是作个案咨询，即便全所人都下来，也会被淹没的。”讨论之后，绵竹站将工作重心一分为二：一是辅助绵竹市教育局做心理教师培训工作，二是建成一条主要针对教师、学生及家长的心理援助热线。
“当时我还没有从地震中恢复过来，对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趣，不想和周围人接触，情绪很沮丧。”陈学敏的状态代表了绵竹市学校心理辅导员培训班43位学员的整体面貌。
地震前，绵竹市是四川经济比较发达的县级市，有国家重点企业和丰富的矿产资源，但地震给绵竹带来了极为严重的打击。绵竹共有51万人，死亡11197人，教师和学生是重灾人群。
相比其他职业群体，灾区教师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和生活压力，教师职业倦怠处于中度水平，尤其情绪衰竭比较明显。地震中，绵竹市有921名学生和99名教师遇难。根据调查数据，大部分教师对政府的信任度、对生活质量的主观评定较低。
体会“释放和宣泄”
第一次培训是9月10日教师节，胡宇晖给每个学员精心准备了玫瑰花，“每个人拿到的时候，笑容很不自然，更不灿烂”。“每个人都很拘谨，坐姿很端正，自我介绍也不多”。
被外界或者自我要求很多的教师群体，到了培训班开始体会“释放和宣泄”——通过做腹式呼吸，调整哀伤、恐惧和焦虑等负性情绪；通过画笔疯狂涂鸦，倾诉内心的郁闷；通过闭眼睛摸手等肢体接触，来熟悉小组学员，建立良好的团队关系；通过观摩影片，评析影片人物的个性，舒缓创伤反应。
培训班开始时的课程尊重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的基本规律，积极关注受灾群体的创伤情绪，允许他们在安全环境下释放并进行整理。“在关系安全的情况下梳理负性的情绪本身就是一个良好的康复过程。”
2008年11月12日，绵竹站精心策划了“半年祭”活动。学员、绵竹市大西街小学教师唐建华描述了这次活动：
今天，我们绵竹心理健康教育骨干教师培训班的学员，带着追思在“5·12”地震中遇难的同胞和重建心灵的朴素愿望，开展了“守护心灵坚强重建”5.12～11.12半年祭主题活动。
上午的活动是小组讨论与集体分享。各组成员分别讲述了各自在“5·12”地震时的情景，捕捉自己亲历、亲视的一幕幕场景。每个故事都是那样真挚感人，讲述者真情流露，倾听者专注认真，尽可能地接纳、理解同伴“5·12”的心路。
下午是心理剧表演，我们组表演的是绵竹二幼地震时教师和家长奋不顾身抢救孩子的感人场面，虽表演的情景比较沉重，但毕竟地震过去了半年，情绪是不一样的，我们更多的是接纳过去，以平和的心态参与心理剧，展示、叙述过去的场景而已，没有昔日的沉重感。在集体的分享中，大家更是积极主动，真情体验如泉涌。
接下来的纪念仪式更是将活动推向了高潮。仪式从庄严的列队开始，每人手持一根蜡烛，点燃蜡烛更是特别，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用我们的爱心去点亮一颗颗需要温暖的心。第一个人点燃后，再点燃第二个手中的蜡烛，依次逐一点燃；每个人都小心地呵护着手中点燃的蜡烛，生怕被风吹灭，就像呵护自己的孩子和学生一样。
仪式的第二步是登上台阶步入纪念区，学员们一步一步地缓慢登上阶梯，最后一阶相互搀扶，体现互助支持。
最后的纪念仪式是学员围成一个硕大的心形，把手中的蜡烛放在心形的边缘，构成一个熊熊燃烧的红心。胡宇晖老师用低沉深情的语言，引导老师们说出对自己鼓励的话，对别人的祝福和对死难同胞的祈祷。
“5·12”半年纪念活动带走了我们的痛苦和烦恼，带去的是对死难者的追思，带给我们的是重建心灵的决心和力量。
“我们在这里，把半年的艰辛以及对亲人的哀思汇成了一颗大大的心，汇成了一颗不断跳动着希望火苗的温暖的心，我们拥着这颗心，虔诚地祈祷：告别过去的不幸与失败，痛苦与悲伤，自卑与软弱，我们将自信勇敢坚强地面对未来。”
“在那长长的半年里，我们经历了人生中最大的一次巨变，我们的心灵都经历了从惊恐到担心再到奋力自救最后疲惫的变化。”拱星学校教师王小东说，在这些情景中，“感受到教师博大无私的爱，感受到教师的团结与老师的无助，也感受到了家人之间那种血浓于水的亲情和生死离别的凄惨，更感受到了现在老师工作生活的乐观和对工资待遇的抱怨”。
或许让学员们回忆“5·12”过于残酷，41位学员中有7位借故离开了，“根本没法再现地震的情景”。“人是需要仪式感的，仪式的完整对于所有人有着重要的意义，完成了对逝者的告别；引导教师们从灾后的‘幻灭期’顺利过渡到‘重建期’，告别过去，告别悲伤，告别懦弱，告别愤怒，迎来积极，迎来自信，迎来坚强，迎来平和，迎来新的希望”。胡宇晖说当天晚上自己哭了很久，看着学员们的画，全身都在颤抖。“祝卓宏博士问我是不是累了，其实我就是心疼这些学员们，特别地疼”。
这样的活动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远远胜过填鸭式教学”。胡宇晖刚开始很焦虑，发愁怎么在半年的时间内上完普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创伤心理学等课程，“后来终于想通了，我们不是培训一个大学教师，也不是培训一个成熟的心理咨询师，而是培训心理干预的基层工作者”。
之后，培训班主要进行命题式学习，集体备课。“对我们绵竹教育系统而言，这种有效的学习方式是全新的工作学习方式，以前我们听过这个名字，但是不知道具体操作。胡老师的这种教学思想太高明了，大家主动学习，小组成长起来，成立了课题沙龙”。陈学敏说自己想建一个“青少年与亲子关系”沙龙，招募一个团队，“以后胡老师走了，我们还可以工作”。
2008年8月去德阳参加培训的陈学敏学习了沙盘游戏，获赠一套沙盘，这便有了文章开头的沙盘游戏治疗。
尽量多给孩子一些赞美和接纳
2008年国庆节，玲玲妈妈带着玲玲来到陈学敏老师家，开始了沙盘游戏治疗。妈妈“看上去疲惫焦虑，身体也不太好”，玲玲“不爱说话，一有响声就害怕，过度警觉”。
在8次个体沙盘游戏治疗后，玲玲的PTSD症状有明显减轻。第六次治疗时，陈学敏家隔壁加固时电钻的声音很响，玲玲头偏过去看了一下，没有搭理电钻声，继续做沙盘游戏。
“她不再有警觉的反应，但是还是不爱说话，四五个字的句子都说不清楚。”于是安排家庭系统治疗，每次都是爸爸妈妈和玲玲一起做沙盘游戏，一起讲故事。
现在玲玲除了说话能力得到极大改善，在爸妈面前也会任性地撒娇，敢提要求，“说明她有安全感”。“爸妈的关系亲和，会给她安全与信心”。
“老师看玲玲的画，有一个漂亮的小姑娘，云朵在吐舌头。”
“她是花仙子。”
“你这段时间过得开心吗？”
“开心。”
陈学敏拿出一叠白纸，交代玲玲爸妈回去继续让孩子画画，画完后让她讲故事，培养孩子的想象能力和会话能力。
“你们不要对孩子提过高的要求，尽量给予多一点赞美和接纳。”陈学敏对玲玲爸妈说。
绵竹模式提供一个心理援助平台
从对心理学一无所知，到能独立接个案治疗，陈学敏的变化显而易见。
创造性地使用“辅导式培训”方式打造优秀的本土心理抚慰老师成为培训班的目标，寓教于“活动”，是比较适应成人学习特征的“体验式学习”，能够促进学员思考和判断，能真正获取正性体验，实现创伤辅导的目的。
不光学员们的PTSD症状得以缓解；关键的是，建立和培养起了一个相互支持的心理学团体，为进一步的理论学习和自我成长提供良好的平台；为参加培训教师提供了热线实习平台、班级博客、邮箱等网络联系交流。这种运用“辅导式培训”的方式开展灾后心理援助系统的探索被命名为“绵竹模式”。这样的模式为今后长期开展心理援助提供了有利的平台。
“我们只是志愿者，点燃星星之火，迟早还是要走的。他们能做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胡宇晖说。
中国心理学会发布的《汶川大地震心理援助二十年行动纲要》，认为“心理援助是一个长期的工作。灾难发生后的一个月至三四个月，心理援助工作开始转入中期阶段；并应继续进行至少到灾后20年，这可视为心理援助的长期阶段”。
心理援助不像其他援建，“现在进入到灾后重建期，许多力量开始撤离，而心理学者们依然多次来到四川为精神家园的重建而不懈努力”，四川德阳绵竹剑南社工站驻站督导锁朋从地震后就从昆明来到灾区做心理援助工作，开始是绵竹站副站长，“考虑到纯粹的心理援助很难开展，就结合社工工作来作心理援助”。
她主要负责100865灾区心理减压热线，招收当地志愿者做接线员，引导求助者积极地看待人生、看待自己和周围的人，“以积极的、正向的情感体验中和消极的负性情感体验”。
每个硬币都有两面，当灾难造成的创伤太重的时候，往往很难看到它好的一面，因为我们受到了强烈的情绪困扰。减压热线给予情绪疏导、心理支持后，大部分人都可以自己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在热线小组讨论中，很多志愿者都表达说感谢地震让我们接触到了那么多新的知识和信息，接触到了那么多来帮助我们的人，给自己一个重新思考和选择的机会。“这是一个积极的赋义，热线的宗旨就是促使求助者变消极为积极，对创伤重新赋予意义。”
助人者和受助者的应当选择
锁朋来自昆明，胡宇晖来自包头，一南一北，一个回族，一个蒙族，相同的是样坚韧、善良，兼具理性和感性。前者独自带着7岁的儿子在绵竹工作，儿子最爱吃妈妈做的饭，妈妈做的饭如同“仙女点过的食物”，是世界上最好吃的。后者最高纪录是40天没有洗澡，至今住在时常停水的绵竹站，从包头坐38个小时火车前来绵竹“探班”的老妈对她又是骄傲又是担忧。
如果说胡宇晖和锁朋是绵竹站骨干的话，绵竹站还有一个关键人物——站长祝卓宏。
“经常在四川地震灾区行走和忙碌的祝博士，有一次4岁的女儿发高烧，他必须得走了，女儿咬了他一个特深的牙印，说让爸爸到四川也忘不了她。”
祝卓宏为了抗震救灾推迟了博士论文答辩，“论文答辩可以等，但是去抗震救灾前线不能等”。他可以一天只睡4个小时，可以一天吃三顿清汤面条。在一次培训时，为了打破大家的拘谨，祝卓宏让大家猜他的年龄。大家说他年过六旬，他无限郁闷；大家又猜他年过五旬，他也不说话；直到有人猜他40多岁，他才放松一点。39岁的他一头白发，笑容灿烂。这位年轻的站长设计了“绵竹模式”的整体思路，带着两个队员，一守，就是一年。
“啊，绵竹站！有那黝黑健壮的女人，还有她背后的男人，苍白的头发，满脸青春痘……”这首打油诗打趣的是帐篷学校时期辛苦奔波的锁朋和祝卓宏，作者是中科院心理所危机干预中心（成都）主任王文忠。
众人哈哈大笑，胡宇晖受此影响，也做了一首“梨花体”的诗歌：
辣椒炒豆瓣
粗糙的米饭
喂养了绵竹站
还有那些
来自五湖四海的文学
滋养
我们风干的灵魂
行走啊行走
风里走到尘埃里
两脚泥巴
满眼热泪
谁还说
谁是都市木桶中的犬儒
“文学和音乐抚慰了四川的灵魂，也抚慰了我们自己。尽管科学的研究和援助在这里一丝不苟，但人仍然需要的是朴素的欢乐。丧亲之后的人们也不例外。工作进展格外小心，生怕每个不经意的设计就造成二次创伤。其实，乐观和悲观都是一个人的选择，我们却不可控制能够让每个人都选择前者。”
选择适应，选择积极，选择坚强，选择乐观，不仅是灾区人们需要的，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应当选择。
（本版文章中震区孩子名字均为化名）
《科学时报》 (2009-5-12 A3 特别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