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9日的《科学时报》载文，指祁淑英女士的大作《原子世界的科学伴侣 中国的居里夫妇——钱三强与何泽慧》涉嫌抄袭、编造。近日，又见有人在百度等网站上发贴，指责钱民协，钱思进、葛能全等以势压人，想争名求利等，于是找来祁淑英女士的大作拜读。可是一读却大为惊讶，此书是否抄袭，本文且不去谈论。读者可以将祁书与葛能全等人的作品进行对比，自然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然而，此书的错误之多，错误之严重，却是万万没有想到的。

 

首先，书中严重违背历史事实的错误有多处，如书中第226页，作者描述了彭德怀和陈毅两位老帅到核武器研究所（即书中的“六号院”）看望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三位科学家的情况。可是作者忽略了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都是于1960年到1961年期间调到核武器研究所的，其中王淦昌是在1960年12月24日才从苏联杜布纳联合研究所回到北京。而彭德怀早已于1959年夏季就因庐山会议问题受到了不公正对待，他又怎么可能在1961年和陈毅一起到核武器研究所看望三位科学家呢？在这方面，传记文学作者也可以有“想象的空间”吗？

 

这类错误的另一例，是作者在277页写了一大段没有交代时间、地点的周恩来总理和钱三强、周培源的“谈心会”，并且说周总理在谈心会上讲了自己在历史上犯的错误，接着就议论说：“在‘四人帮’整天大喊大叫‘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非常年代里，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却在那里大谈‘左倾’错误，并且告诫人们要‘防左’，这是需要勇气的呀！”

 

会有这样的“谈心会”吗？如果这个“谈心会”真的是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期间召开的，那是根本不可能的。稍微了解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反击右倾翻案风”始于1975年11月，这时的周总理经历了多次手术，经常处于昏迷状态，距离辞世已经不到两个月时间了，怎么可能“将他最亲密的朋友们召集在一起，开谈心会、讲党史，谈血的教训，谈自己所犯的错误”，且谈的又是那样敏感的话题呢？更令人惊诧的是，作者接下来又写道：“就在这次‘谈心会’后不久，邓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了。”

 

众所周知，邓小平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复出是在1973年，即使从他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1975年1月算，也是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之前，正是因为邓小平同志于1975年的“治理整顿”惹恼了“四人帮”，才有了“反击右倾翻风”。书中把时间和因果关系都弄颠倒了。

 

作者紧接着还有这样的记述：“不久，周总理又亲自来到科学院，明确指示科技界要与北京大学相结合，发展基础理论研究一定要认真实施，不要像浮云一样，过去就忘了。”可惜的是，遍查《中国科学院编年史1949-1999》，就没有周总理于1973年到1975年间，“亲自”来到中国科学院的相关记载，询问当时中国科学院的老同志，请教中国科学院院史研究人员，也都没有印象。对这段历史，真的很希望祁女士拿出相关资料予以证明。文中转述的那段话也不是周总理在中国科学院讲的。

 

祁书241页到242页还有这样一段文字，1964年12月，为了进行“两弹结合”（原子弹和导弹）试验，上级决定“对原子弹弹头进行适应性改进，由钱三强负责”。为此，周总理“在1964年的寒冬季节”，急调钱三强参加试验。可惜的是，1964年10月18日，也就是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的第三天，钱三强就到信阳农村参加“四清”去了，而且一去就是一年多，他根本没有机会参加“两弹结合”的工作，周总理也没有紧急调他回北京，也就是说，祁淑英女士所写内容完全不实。

 

更不可思议的是，书中还将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事件混在了一起。在251到252页，作者记叙了1967年6月17日我国用“轰六”轰炸机空投氢弹的情况，书中写道“驾驶这架飞机实施投弹任务的是徐克江机组”，接下来又写道，因投弹不顺利，总指挥向机组询问原因时，“在飞机上回话的驾驶员名叫杨国祥，人们称他大杨”。

 

然后是大段的详细描述：杨国祥如何因为投不下弹，开始了一番激烈的内心斗争，最后，杨国祥在周总理的指挥下，终于把氢弹投了下来……

 

然而作者犯了一个大错，竟然把1967年6月17日的氢弹试验和1971年12月到1972年1月的氢弹试验混为一谈了。1967年6月17日，徐克江机组因为心情紧张，少做了一个动作，氢弹没有投下来，随即第二次进入，投弹成功。1971年12月，我国用“强五”飞机进行氢弹试验，因为机械故障，氢弹没有投下来，彝族飞行员杨国祥冒着极大危险带弹着陆，立了大功。次年1月7日，杨国祥再次驾机投弹，获得成功。作者竟然让杨国祥“穿越时空”回到了四年之前，参加了1967年6月17日用轰6型轰炸机进行的氢弹试验，错得实在离谱。这两次氢弹试验的情况可见诸许多书刊和网站，任何关心中国核弹研制过程的人，都不应犯这种错误。

 

关于我国核试验的历史，此书的错误不止这一处。顺便替作者更正一下，我国的氢弹原理试验不是书中的“1966年10月28日”，而是1966年12月28日。如果按书中的说法，可就让中国的核武器专家为难了，1966年10月27日刚刚进行过作者误让钱三强也参加的“两弹结合”试验，第二天怎么可能又进行氢弹原理试验？这个错误出现在第250页。

 

书中还有这样一例：“自从北京大学的造反派聂元梓贴出了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开始，科学院的造反派们紧随其后……”

 

作者又犯了个大错！聂元梓的大字报名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而《炮打司令部》的作者是毛泽东。全名是《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声讨聂元梓大字报并没有错，可是把毛泽东和聂元梓混淆了，怎么说也是错了。

 

此书的传主是钱三强与何泽慧，因此，他们的主要事迹就应当准确。可是书中不仅让钱三强“领导”了他根本没有参加过的“两弹结合”（原子弹和导弹）试验，还让何泽慧得到了她根本没有得过的“德巴微奖”（见封底），并且让她“改行”参加了她从没有参加过的“层子模型”理论研究，还让她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就“层子模型”作报告。科学家的成就不应埋没，但不是他们的成就，硬加到他们头上，也为正直的科学们所不齿，相信作者也会理解这一点。

 

此书中的错误实在太多。有的虽然只错一字，意思却完全相反，如把中南海里的“颐年堂”错成“一年堂”。“颐年”和“一年”有什么区别，作者恐怕不会不明白。又如，书中将原子弹的“点火中子源”，错成“点火中子弹”。稍有物理学知识识的人都知道，点火中子源是内爆式原子弹的引爆装置，而中子弹是氢弹的进一步发展。氢弹是由原子弹引爆的，祁书中因为一字之差，竟成了用氢弹（中子弹）去引爆原子弹，造成了常识性的错误。

 

此书还有许多低级错误。如书中有的地方是“何祚庥”，有的地方又成了“何祚麻”。如果是不熟悉他的人，可能真的会把他的名字当成“何祚麻”了。而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朱洪元院士，在书中一时错成“朱洪祥”，一时又错成“米洪元”。在祁书中，钱先生和何先生一会住中关村14号楼，一会儿又住“14号院”。此类错误尚有多处，不可能一一列出。

 

书中的引文应当完全依据原文，不应有丝毫改动，这是基本常识。然而，书中引文出现的错误之多，更是令人吃惊。引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信件、批示会错，引今人的诗歌、古代的典籍也出错。

 

书中第207页，有这样一段——“1955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上，毛主席在他的讲话中非常强调：‘我们国家已经进入了要开始研制原子能这样的历史新时期。’”

 

短短一段话，出了两个错：一、“中国共产党代表会议”的表述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表述应当是“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二、毛主席讲话的全文是“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再有，毛主席的名言：“还有那个原子弹，听说就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是1958年6月，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可见《毛泽东军事文选》，也可见彭继超、伍献军著《中国两弹一星实录》。而祁书中却错改为毛主席于1956年4月25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引文是“原子弹嘛，就这么大个东西，你没有，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它一点原子弹和氢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显然引用的有错误，把“洲际导弹”省去了。

 

并非引错了毛主席的讲话，就如文化大革命中那样，是“罪大恶极”，但既然加了引号，就要尊重原文，不能改动，也不能改动原文发表的时间和地点。这是写作和出版的基本规则，不管引的是大人物的话还是小人物的话。

 

此书两处引用了郭沫若院长的诗，但两处都引错了。一处是206页，将郭沫若赠钱学森先生的诗“大火无心天外流，望楼几见月当头”错改为“大火无心云外流，望楼几月见当头。”把很有诗意的句子改得文不畅，气不顺。这还不算，更出格的错误是在234页，作者在写到周总理审看第一颗子弹爆炸成功的影片时说：“才华横溢的郭沫若，当场口占一首幽默风趣的散曲”并全文引用：

 

小丑下台，应欢送，礼炮轰隆。

 

原子弹说爆就爆，其乐无穷。

 

…………

 

现在已经郭沫若院长的亲属及研究郭沫若的专家查明，那根本不是郭沫若院长的作品。况且，它也不是“散曲”，而是一首词，词牌是《满江红》，只是书中乱点标点，弄得面目全非。在文化大革命中这首词曾被误传为“毛主席诗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郭沫若院长在高兴之余，的确作过一首散曲，曲牌为《猢狲散带过破葫芦》，这是郭沫若院长写的唯一 一首散曲。

 

祁淑英女士在第239页，描写了钱三强就任二机部副部长时的内心活动。说是他“重温了孔子《论语·问政》的篇章”，并且将为官的“五德”用白话文讲述了一遍。且不说钱三强会不会有这样的“内心活动”，要指出的是，祁女士又引错了，《论语》中根本就没有《问政》篇，只有《为政》篇，是《论语》的第二篇，其中也没有作者所述的作官的“五种美德”。这部分内容是在《论语》的第二十篇《尧曰》中，“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

 

以作者这样的学养、身份和年龄，出现这种错误，实在令人不可理解。

 

有人说，此书的写作用意是好的，是“主旋律”。既是“主旋律”，就更要奏准每个音符，每个乐段、每个乐章，跑了调、走了音，就会损及整部作品。那时再说自己奏的是“主旋律”，是否还有意义呢？有人说，此书是为青年励志的，给青年励志的书就可以出错吗？相反，给青少年读的书，更要求真、求实，如果有年轻人读了此书后，误认为钱三强参与了“两弹结合”的试验，邓小平同志是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之后出来主持工作的等等，作者是否会自责呢？因此，怀着深深的遗憾问一句，这书怎么会错成这样？

 

《科学时报》 (2009-5-7 B3 社科 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