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挣扎着露出本真面目的，就叫历史。那些被蒙蔽的历史终究是不会久存的，因为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史会显现出“证伪”的能力。李新的回忆录就是敢证伪、能求真之作。

 

《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李新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第1版，定价39.00元

 

对历史说真话，有时甚至比对现实说真话更困难，因为亲历历史的重要人物总是少数，他不说真话往往难以被揭穿，“画鬼容易画人难”也就是这个道理。

 

在老一辈革命家中，两个讲真话的人给我深刻印象，一是李新，一是萧克。将军作家萧克提倡的是：历史事实是最大的权威；党内要提倡讲真话，党史要提倡讲真党史。李新生前曾担任过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他的回忆录《流逝的岁月》，就是一本讲真话的书。李新先生郑重地说：“我亲身经历过的一些历史事实，却被一些大名鼎鼎的‘史学家’为了政治目的把它歪曲了。我的良心使我感到有责任把它纠正过来。”

 

作者特别说到“非写不可”的《中共北方局整风记》，就是真话篇章的典范。开篇就是一个经典故事：

 

中共北方局整风的高潮是在1943年，但从毛泽东1941年5月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之日起，我们关于整风的学习就开始了。关于中央发出来的函电，有一件闹了个大笑话，那就是《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文章的误读。中央用电报发出了这篇文章，北方局和《新华日报》（华北版）都收到了。其中有一句说：“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电码中“哗众取宠”有错（或不清楚）。因此，当时的北方局秘书长杨献珍便回电延安要求重发，在未收到重发稿前即不往下传。

 

《新华日报》收到电稿后，明明看不清“哗众取宠”这四个字的电码，却凭估计，臆想这四个字为“雾中取宝”。更荒唐的是，他们不仅错误地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重要文章，而且还写了一篇类似社论的文章来加以赞颂和解释。这篇文章的题目竟然是《雾中焉能取宝？》，真是可笑极了！杨献珍一看见这篇文章就很生气，等延安重发的电稿来到，他确知“雾中取宝”是“哗众取宠”的误释之后，气愤地批评了《新华日报》的领导人：“你们把毛主席的文章弄错并发表，就已经犯了大错误，你们竟敢擅自发挥，而且是胡乱发挥，你们把毛主席和他的文章置于何地？”虽然《新华日报》的领导人连连认错，杨献珍还是气愤不已……

 

“望文生义”就这样上演了，而且还是望“糊文”生“胡义”。尤其可乐的是，《新华日报》还写了一篇《雾中焉能取宝？》的“疑似马屁文章”，看来《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著名文章没能第一时间改造当事人的学习与思想，所以才弄出了这个子虚乌有的“雾中取宝”，是该好好批评一顿。

 

然则，李新的这本回忆录《流逝的岁月》，可称得上是真正的“雾中取宝”——在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历史迷雾中，取回了一个叫做真实的瑰宝。对几成思维定式的历史，要说出真话、道出实情，是需要非凡胆识的。比如书中写到延安整风时的一种“劝说”的情形：当时把“追查”称为“劝说”，由三四个人组成一个劝说小组，每个人劝说两三小时，三四个人轮流劝说。被劝说者多则一天24小时都不能休息，其身体的疲乏和思想紧张的程度非身历其境的人所能想象。所谓劝说，就是要你“坦白”。你“坦白”一点，他们再追问一步，一直要把你追问成“特务”，才算了事。为了要你坦白，他们有的可以跪在地上劝你，说你只要“坦白”，就可以和党“一条心”干革命了，否则你不可能在革命阵营中有一立足之地……该书的整理者陈铁健说得好：“先生的这本回忆录，是革命者的反思，是历史家的批判，是学问家的质疑，是文化人的启蒙。”

 

李新先生（1918~2004）是老一辈的革命家，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徒步到延安参加革命，属于“一二·九”一代——这一代人往往是“两头真”，中间曾有过一段盲从阶段，而青年时代和晚年时期则是觉醒、清醒。这本厚达四百多页的回忆录中，有许多这样清醒的认知与反思：

 

——有个叫宋品忍的汉奸，在斗争会上，被一位愤怒上台的大妈割掉了右耳；随后被枪毙，而处决前他已被农民活剐。“今天看来，农民诉苦是应该的，但把犯人活剐就不好了。”李新在书中评述道，“因为它太不文明，太不人道。简单的报复行动，是农民落后性的表现。”

 

——有个地方搞土改，复查时被说成不彻底，于是大伙儿把工商店铺也给“土改”了，连药铺的药都分了，“打土豪分田地”变成了“打商店分药铺”，结果孩子生病连看病抓药的地方都没有了。面对这样的景况，李新当即就对大家宣讲：“谁叫你们把药铺都平分了？每人分一两味药拿回家有什么用？这叫什么彻底，这是透底。好比一口锅，把锅底都砸透了，还能煮饭吗？”

 

——1961年春节过后，吴玉章和李新一行到杭州西湖游览，按照级别，他们俩住在“只供中央领导同志住的”刘庄，其他人改住杭州饭店。尽管住饭店，但每天按菜谱吃，挺高档的，对个人只收粮票菜金。李新说：“从这次游西湖，使我对‘特权’增加了理解。当时困难时期尚未完全过去，到处都能见到‘民有菜色’，而我们这些沾边特权的人，却能优哉游哉地尽情游览。名义上按规定付账，实际上还是高档免费。而我们却安之若素，视为当然，可见要享受特权者来打破特权，实非易事。这些在困难期间修建起来的高级楼堂馆所，领导人亲自住在里面，能说什么也不知道？”

 

什么是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挣扎着露出本真面目的，就叫历史。那些被蒙蔽的历史终究是不会久存的，因为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史会显现出“证伪”的能力。李新的回忆录就是敢证伪、能求真之作。此前，著名作家韦君宜的《思痛录》是回忆反思真实历史的典范；如今，李新《流逝的岁月》又树起了一个特出的标杆。一个人的回忆录如果只是为自己文过饰非，那么注定是没有生命力的，更别提什么震撼力了。如今一出生就死亡的“回忆录”确实不少。而那个时代的过来人当中，有多少真实的史实在沉默中被带进了坟茔，殊为可惜。

 

李新的回忆录真实性与思想性并重，书中许多真实想法的表达是需要胆识的。比如回忆延安文艺座谈会，就说到自己当时思想深处一连串“未能解决的疑问”：难道古今中外的文艺都要为工农兵服务吗？难道只有为工农兵服务的才算是文艺吗？此外就没有文艺了吗？屈原、李白的诗当然不是为工农兵的，但能说它不是好诗吗？《西厢记》不能算是佳曲吗？《红楼梦》不能算优秀的小说吗？就是鲁迅的作品，也大多不是为工农兵写的，难道也不能算文艺吗？……这一连串问号，本该不拉也直，它让我想起了电影《梅兰芳》里邱如白力劝梅兰芳不要放弃演戏的一句话：“难道德军占领了英国，英国人就不演莎士比亚了吗？”这一问号背后的意味，与李新的一串问号异曲同工，发人深省。

 

“赤条条来，复赤条条去。”2004年2月5日，李新在北京安详辞世，根据先生遗愿，遗体供医学解剖，眼角膜捐献，骨灰于清明时节海葬。云山苍苍，心海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科学时报》 (2009-5-7 B3 社科 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