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联合全市十多所高校学生在天安门游行集会，高呼反帝爱国口号，著名的“五四”运动由此爆发，至今已经90年了。

 

当年，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思想的阵地、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基地。今天，北京大学传承着“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同时，北京大学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的传统基地和重要窗口，北大的党外人士一贯密切关注社会改革、民族振兴和国计民生，为我国的革命、建设和现代化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适逢五四运动90周年，北大党委统战部部长卢咸池基于多年的工作经历与深入思考，从党外知识分子这个侧面，以诸多生动的事例，对五四精神及其传承做了解读。

 

 

“五四运动标志着民众的觉醒，而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掀起的新文化运动则孕育了五四运动。北京大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北大推行了一系列改革的蔡元培校长是其中的关键人物。”卢咸池说。

 

蔡元培先生任北大校长之初即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他聘用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一大批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同时也允许守旧派人士继续任教。只要持之有理、言之有据，不同学派在北大可以自由发展。学生可依据个人是非观、价值取向、思想兼容性，自由汲取各派学术知识养分。新文化运动“民主”、“科学”的种子在北大开出五四精神的花，离不开蔡元培先生的培养和引导。

 

1919年5月2日，蔡先生获悉北京政府代表在巴黎和会上欲同意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让给日本，他当晚就向北大学生通报。5月3日，北大学生开会形成四项计划和要求，决定第二天到天安门集会抗议。

 

5月4日，星期天，北京高校学生云集天安门，学生队伍并前往卖国贼曹汝霖住宅赵家楼示威。此时，曹汝霖等正与日本人在家密谈。学生满腔爱国热情化为熊熊愤慨之火，痛打未及逃跑的另一卖国贼章宗祥并火烧了赵家楼。

 

学生运动迅速波及外地，并获得各界民众的积极响应，发展成为全国范围历时一个月的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最终在民众的压力下，三名亲日官员被免职，中国政府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以五四运动为标志，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五四运动后，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的党员。也有许多教授、学生坚持“民主、科学”精神，本着“教育救国”的理念，企盼以此推动社会进步。五四时期北大学生领袖许德珩留学回国后积极投身北伐和抗日救亡运动。1945年他与参加重庆谈判的毛泽东主席亲切会面，深受鼓舞。不久他发起成立了九三学社。今天，九三学社已经成为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

 

抗战胜利后，广大民主人士渴望推进民主、制止内战。五四时期的北大著名教授马叙伦率领上海各界和平请愿团赴南京呼吁和平，途中遭国民党特务殴打成重伤。他躺在病床上，紧紧握住前来医院看望慰问的中共代表周恩来的手，动情地说：“中国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了！”在屡遭挫折之后，中国的爱国知识分子最终认识到：单靠改良不可能实现“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梦想。他们坚定地走上了与中国共产党共同奋斗的道路。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北京大学的民主教授和进步学生并肩挫败了国民党反动派逼迫学校南迁、撤往台湾的图谋，把北京大学完整地交到人民手中。1949年9月，许德珩、汤用彤、罗常培、樊弘、钱端升、曾昭抡、马坚、林汉达、薛愚、曹靖华、严景耀等北大教授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与人民领袖一起参与了建立人民共和国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广大知识分子积极为国家建设贡献聪明才智，世界首次人工全合成牛胰岛素这一重大科研成果，就包含着诸多北大党外知识分子的辛劳。

 

北京大学的爱国知识分子兼具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执着的科学精神，这不仅表现在革命热潮之中，更体现在身处逆境之时。

 

著名经济学家、无党派民主人士马寅初教授早在五四时期就是北京大学教务长，抗战期间曾因抨击蒋介石独裁专制被捕入狱。1951年他成为解放后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他多次下乡考察，为农村迅速发展而欣喜，又为人口过快增长可能引发诸多问题而心焦。他运用经济学理论深入研究，郑重提出了“新人口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的理论横遭批判。面对权势，他毫不退缩：“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迎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他还说：“我想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大事，我相信几十年以后，事实会说明我是对的。”二十年后，新人口论终于得到正确评价。马寅初先生的远见卓识和凛然正气受到北大师生的深深敬重。

 

北大知识分子为了民族的独立与振兴、国家的发展与富强，追求真理、坚持真理。他们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彰显着五四精神，教育影响了一代代的北大人。

 

 

今天，当年先辈们的五四反帝爱国精神在历史长河中已经积淀成为北京大学“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表现为追求真理、追求卓越、培养人才、繁荣学术、服务人民、造福社会的的强烈责任感，为国分忧、为民解难的奋斗精神和为推动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民族振兴积极奉献的时代精神。北京大学的党外知识分子继承五四传统，投身教学科研和现代化建设，并且与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积极参政议政、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创造了骄人的业绩。

 

著名计算机专家王选教授“文化革命”中曾被下放到印刷厂劳动。看到排版工人每天来回搬运沉重的铅版，不仅体力负荷严重透支，而且极易引发铅中毒，他誓言要改变这一状况。数学专业出身、英语功底深厚、又曾参与北大第一代电子计算机研制的他主动请缨，主持研制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他大胆采用国际最新技术，终于使汉字印刷技术发生根本变革，“告别铅与火，迎来光和电”，成为科技自主创新的光辉典范。

 

1979年，台湾青年林毅夫来到祖国大陆，1982年获得北大硕士学位后留学美国，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教授的关门弟子。他夜以继日刻苦学习，仅用4年就拿到了博士学位。他本着“对国家、对社会有责任，总觉得知识分子应该以天下为己任”，毫不犹豫地回到北大。多年来他对国企改革、货币政策和粮食、土地、农民工等重大问题都发表过精辟的见解。特别是他提出的“新农村建设”构想，今天已成为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

 

著名动物学家潘文石教授在广西研究珍稀动物白头叶猴时发现：人们之所以砍伐森林、猎杀动物，主要是为了自身生存；只有改变农村生活方式、提高生活质量，才能真正有效地保护野生动物。为此他大力宣传环保，甚至高价收购牛粪作为原料制造沼气，示范推广以沼气替代薪柴。他的举动最终得到农民兄弟的理解和积极参与，使当地保护野生动物、遏制石漠化危害、改善群众生活呈现良性互动的局面。

 

北京大学还有许多和王选、林毅夫、潘文石教授一样的党外代表人士，他们把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个人抱负相联系，以自己的学识为国家发展、为改善民生做贡献。今天，北京大学有民主党派成员1400多人，其中担任各党派中央委员、北京市委委员以上的有40多人。学校还有一大批无党派人士、归侨侨眷、台胞台属和少数民族同胞。全校共有全国和北京市两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60多人，其中党外人士约占四分之三。有的党外人士先后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民主党派中央主席、副主席，还有的担任中央文史馆馆长、国务院和北京市政府参事，或被聘为各级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的特约工作人员。他们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落实“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为建设创新性国家殚精竭虑、贡献卓著。

 

提起北大历史上和今天的一个个党外知名人士和他们的业绩，卢咸池部长侃侃而谈、如数家珍，充满崇敬，也充满自豪感和使命感。这位曾长期从事气象教学和科研、又在统战岗位上工作了十多年的部长诙谐地说：“我以前是研究自然气候的，现在主要研究政治气候。从前我成天想的是如何充分利用气象气候资源，趋利避害，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今天我考虑最多的是如何更好地综合运用丰富的党外人力资源，支持他们以个人专长为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作贡献。这同样是在弘扬民主与科学。”

 

采访归来，记者不禁想到，今天，在当年五四运动策源地北京大学，五四精神不正体现在“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优良学风，以及将个人抱负深深扎根在祖国大地上的一个个北大人所表现出来的辛勤奉献、探索进取、永不止步的精神特质之中吗？

《科学时报》 (2009-5-4 B2 五四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