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院长石德葆女士在阅读一位美籍华裔女学生的入学申请书时，看到了这样一句话：“我母亲不停地给我灌输这样的观点，‘你应该成为下一个康同璧’，这句话已经深深印在我的脑海，当我开始寻找我希望申请的大学时，我万分震惊地发现，康同璧——我一生的偶像，居然毕业于巴纳德学院。”

 

巴纳德学院是纽约市第一所，同时也是全世界仅有的少数能让女生像男生一样接受严格文理科通才教育的女子大学，它是美国著名的“七姐妹学院”之一。作为巴纳德学院的第11任院长，石德葆一直对中国学生和国际学生很有兴趣，她立即要求学院的招生部主任对康同璧的情况作一些研究，并告诉这位申请者有关康同璧的故事。

 

2007年，巴纳德学院有来自全世界45个国家的国际学生。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里的校园内几乎很难找到外国学生。1907～1908学年中，执行教务长威廉姆·布鲁斯特报告说，学院共有4名注册的外国学生，一位来自英国，一位来自德国，一位来自俄罗斯，另一位则来自中国。这应该就是巴纳德学院的第一批国际学生，而且，这位来自中国的学生就是康同璧，实际上她是巴纳德学院第一位来自亚洲的学生。虽然巴纳德学院关于康同璧的档案记录是零散的，但这些零散的资料却揭示出她朦胧而迷人的一生中令人眩目的细节。

 

石德葆深受激励，她和同事立即决定，巴纳德学院应该举行一个研讨会，纪念康同璧从巴纳德学院毕业100周年，讲述100多年前留学美国的故事，讨论她的智力财富对今天中国和中国女性的影响。

 

2009年3月19日，石德葆在中国北京举办了纪念康同璧研讨会，包括吴青、杨澜等在内的多名杰出中国女性共同参与了讨论。

 

 

康同璧是我国清末民初政治改革家康有为所挚爱的次女，她出生的具体日期如今已不可考证。据康有为日记记载，她于1880年出生于中国广东省，但是康有为日记的英文译者指出，她实际出生于1887年，而她在巴纳德学院注册时填写的出生日期是1888年2月5日。

 

康同璧出生之初，正是康有为立志向西方学习，并逐步形成自己的维新思想之时。康有为是广东南海人，在离开了教授宋明理学的朱次琦老师后，于22岁那年开始自己读经世致用之书，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同年游香港，又读了《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这一年是康有为从中学转为西学的重要开端。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的封建制度先进，他立志要向西方学习，挽救危亡中的祖国。

 

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出生于广东，在北京长大，经常出入宫中。康有为的改革运动包括反对妇女缠足，并身体力行拒绝为女儿们缠足，这也造就了康同璧日后独立、积极的个性和对社会改革的关怀，与当时一般上等人家的小姐截然不同。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推行的维新运动仅百日即宣告失败。康有为从此开始了长达16年的海外流亡生涯，流亡期间，他仍在各地为中国的君主宪政和社会改革事业奔波。康同璧的姐姐康同薇陪伴在父亲身旁，年幼的康同璧则被送往香港投靠亲戚，之后又到了日本和加拿大。康同璧除了通晓宫中的北京官话和家乡的广东话外，还学习了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和印度语。

 

1902年，康同璧在一家日文报纸上看到父亲逗留印度，于是孑身独行，到印度寻父。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写道：“（康同璧）以19岁之妙龄弱质，凌数千里之莽涛瘴雾，亦可谓虎父无犬子。”康同璧也在印度大吉岭写下过“我是支那第一人”的名句。

 

1903年，康同璧抵达美国，既为读书也为父亲的维新党争取海外支持。她在华盛顿州塔克马市创立了保皇会妇女分会。之后前往旧金山、芝加哥等地，最后抵达纽约市。巴纳德学院的资料记载：“年轻的她能在众多华人与非华人聚集场所用广东话或英文从容演说。”

 

在1903年10月20日的一场公共集会上，康同璧组织的保皇会纽约妇女分会宣告成立。当时《纽约论坛报》这样写道：“她诚恳地说，‘我要她们读报，要她们通晓知识，要她们协助纠正时弊，并受良好教育。猫猫相伴，狗狗相助，为什么我们妇女不能团结互助呢？’”

 

 

康同璧出生之际，也是美国的巴纳德学院蕴酿成立之时。

 

1864年，当弗雷德里克·巴纳德被任命为纽约哥伦比亚学院院长时，哥伦比亚学院还是一个只有150名大学生和6名教员的学院，学校只招收男生。巴纳德承诺要将哥伦比亚办成“最重要州中的最重要城市中最重要的学院”。25年后，当他在校长职位上逝世时，他的承诺成为现实：哥伦比亚学院成为哥伦比亚大学，学生人数增加到1500人，教员增加到100人。

 

巴纳德校长所推动的最有意义的工作之一是提议学校招收女生，主张男女同班同校。1879年，他第一次提出允许女生入学，但遭到反对。10年后，董事会通过投票达成妥协意见，同意创办一所附属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女子学院。但巴纳德并不认为这种附属学院的建立是一种胜利，但也不是一种不可接受的选择方案。1889年，哥伦比亚大学附属女子学院成立，并以当年逝世的校长巴纳德之名命名。实际上，在巴纳德逝世94年后，也就是在1983年，哥伦比亚大学才开始招收女生，实现了男女同校。

 

在遥远的中国，1888年9月，康有为在北京上书光绪皇帝，痛陈祖国的危亡，批判因循守旧，要求变法维新；1891年，他回到广东，开办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等人，为变法运动创造理论。就在这个时间段里，康同璧出生了。

 

据记载，1903年11月，康同璧到达纽约，因没有名额而被威尔斯利女子学院拒绝后，入马萨诸塞州拉德克利夫学院念书，后又往康州三一学院求学，在1904～1905年间，她有自己的私人导师。

 

1905年5月，她申请巴纳德学院的入学考试，但直至1907年，她才以“学院客人”的名义入学，这应该是时任教务长劳拉·吉尔专门为她而发明的一个身份。在这一身份下，她可以不修所学课程的学分，但仍然是1909届班上的一名学生。这种特殊待遇并不表明轻视她的智力或以前的教育情况，而是由于学院考虑到她不时需要陪同父亲履行使命，加之她年龄小、英语不够纯熟，吉尔教务长担心她可能通不过正规的毕业考试。然而，毫无疑问，康同璧完成了学院中必修课的23门课，包括历史、人类学、哲学和教育学等。

 

尽管不时需要陪伴父亲在世界各地旅游，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的改革运动，但康同璧依然积极投入学校的学术和社会文化生活。她在新建的布鲁克斯宿舍租了最贵的一套房间，并有私人仆人照顾，她时常在房间里举行茶会招待同学。

 

康同璧致力于争取女权与改革，在巴纳德读书时，她曾赋诗支持美国女性获得投票权；她打算在巴纳德结业后扩大其社会事业的参与。《纽约邮报晚报》引述过她的一段话：“等我念完书，我将回国唤醒祖国的妇女。我特别关心妇女参政权，望能唤起中国妇女实现其权利。”她像父亲一样支持中国的政治、社会改革和妇女权利的改革，但她可能比父亲更激进，她将妇女的选举权视为一种基本的民主权利。

 

康同璧1909年从巴纳德学院毕业后，有关她的英文记载就很少了。1911年，清朝灭亡，她回到中国，继续献身女权运动。她积极参与上海的妇女运动，通过集会和演讲呼吁女性权利。她曾在中国最早的妇女刊物《女学报》任编辑并为之撰稿，这是中国的第一份女性期刊。她同父亲一样反对缠足，并与其他女权运动者成立并领导“天足会”。她曾担任万国妇女会副会长、山东道德会长、中国妇女会会长等。1951年后任中央文史馆馆员。1958年，她编写了《康有为年谱》。

 

康同璧的丈夫罗昌是梁启超的弟子，先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后留学英国获博士学位，他们有一子罗荣邦和一女罗仪凤。晚年的她和女儿共同居住北京。“文革”中曾受到冲击，1969年8月17日逝世。

 

石德葆说，康同璧是一位杰出的女性，她是一位诗人、画家、社会活动家，也是一位有奉献精神的妻子和女儿，她的传奇故事是中国也是巴纳德学院的财富；她在中国、美国和世界各地为女性权利奋斗，为的是让这个世界更好一些。“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这位杰出的中国女性，我们也致力于要让下一代的女性和女孩们接受最好的教育，让她们拥有知识、能力和信心，跟随热情，追求梦想，成为卓越的人才。”

 

《科学时报》 (2009-4-29 A3 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