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母比康同璧晚10年出生，4岁时被母亲缠足，与此同时，她的哥哥却被送到美国上大学，她只有在家里的私塾学习4年，这就是100年前的那个时代。相比之下，今天的女性多么的不同！她们有选择权。”杨紫烨说。

 

在香港长大的过程中，当时的绝大多数女性都呆在家里，但杨紫烨看见母亲一直在工作。“我妈妈从高中毕业后就开始工作，她走自己的路，成为相当成功的企业拥有者，她告诉我绝不放弃。”20世纪60年代，当杨紫烨还是一个孩子时，母亲经常带着她到香港的难民安置营，看望住在那里的贫困家庭的妇女，她们不得不通过做塑料花、缝纫等手工活贴补家用。“我妈妈会花很多时间与这些妇女交谈，鼓励她们努力多做事情，这样就能让自己的孩子有一个更好的生活。妈妈激励了我……我知道只能通过辛勤的工作，才会拥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20世纪70年代，杨紫烨在大学的商学院学习了两年之后，申请了美国的艺术学院。

 

在美国旧金山，杨紫烨制作了许多纪录片，关注非正义和亚裔美国人的生存状况，希望能通过影片向美国主流社会反映中国真实的一面。“100多年前，美国还有排华法案，许多中国人不允许成为美国公民。”她执导的《风雨故园》和《中国一二》在中国的港台地区及欧洲获广泛好评和传播，被美国多所大学和中国香港中文大学写入教科书和亚裔研究教材。

 

2004年，一个意外的机会让她开始关注中国国内艾滋病的状况。于是，她和丈夫决定到北京生活和工作。在四年多的时间里，她遇到许多英雄式的女性人物，她们努力推动人们对艾滋病的认识，帮助许多的艾滋孤儿。“纪录片《颍州的孩子》是在她们的帮助下制作的。”杨紫烨说。

 

谈到时下的经济危机、大学毕业生难找工作时，杨紫烨说：“也许，在经济危机的时候，应该做的事不是花一年的时间去找到工作，而是到中国的乡下去，志愿用自己的时间帮助和了解他人，了解这些人们的生存状态，这样会学到许多东西。目前有许多这样的非赢利组织，中国还有许多值得关注的公共健康问题，如人们对乙肝的认识、爱滋孤儿的照顾等。”

 

杨紫烨 美籍华裔资深电影人，曾导演和剪辑过多部亚裔美国人的影片。2004年定居北京，致力于“倡爱文化传播项目”（前身即预防艾滋病宣传制作项目）。她执导的《颍州的孩子》获2006年度第79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

 

《科学时报》 (2009-4-29 A3 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