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周扬逝世20周年。周扬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先驱者之一和党在文艺战线的卓越领导人，在这个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里，作为他的部下和《周扬文集》的编者之一，一个有幸在他身边工作，同他有过直接接触的人，我愿意谈点我的感受和认识，以志缅怀。

 

周扬是我青年时代崇拜的偶像，同当年许多中文系的学生和教师一样，周扬的文章我们都学过，那是我们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认识问题的准绳。1964年我选调到中宣部教育处工作，虽然成了他的部下，但因不是从事文艺方面的工作，同他并无直接的接触。“文革”中，中宣部被诬为“阎王殿”，他是“阎王殿”的“二阎王”，“摧毁阎王殿”的曲折复杂的斗争，倒使我从多个方面认识了周扬。1981年，我奉组织之命，到他身边编辑他的文集，除集中精力编文集外，还参加了他召开的一些各种大大小小的会议，听他讲话或作报告，协助他起草或修改一些文稿，跟随他到外地考察工作，有机会同他面对面平等交谈。在同他一年多的直接接触中，我对他有了亲身的感受，有了更多的较为深入的了解。

 

周扬从上世纪30年代起，直到1989年逝世为止，除“文革”中被关押9年停止工作之外，从“左联”时期的党团书记、上海临时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到延安时期的鲁迅文学艺术学院院长，到建国以后的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中宣部副部长，再到“文革”结束复出最后依旧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在长达半个多世纪中，一直处在思想文化战线党内主要领导岗位上。像他这样，在党内没有第二人。

 

周扬一生的奋斗和实践，他的思想和业绩，他的成功和失败，都同党的事业，同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同革命文化事业紧密相连，可以说，他的历史，就是一部波澜壮阔复杂曲折的中国革命思想文化发展史。在中国革命事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过程的每一个时期，包括左翼文化运动时期，延安时期，建国以后17年，“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都作出过重大贡献，自然也有一些这样那样的错误。一提到周扬，在人们的心目中，就是斗争、斗争、斗争，整完这个再去整那个。这是事实。我在这里要讲的不是这些，而是他在我国革命文化建设方面所作的贡献，我想这也许更是我们所不应忽视和忘记的。

 

在“左联”时期，他是第一个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介绍到中国来的人，在《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一文中，他清算“左联”在艺术上的“左”的错误，着重强调艺术的特殊性，这同前一个时期简单地片面地强调政治，简单地片面地强调世界观对创作的决定作用相比，是个巨大的进步和变化。他还是党内对曹禺能够采取正确的态度，对他的剧作《雷雨》、《日出》能够作出科学评价的第一人。他此时的重要译作有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在国民党政府发动的文化“围剿”中，周扬他们失去了同党中央的联系，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独立开展工作，有不少新的创造，为党史所充分肯定。在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左翼文化团体不仅没有溃散，反而得到不断的巩固、发展和壮大。“左联”所属各组织照常运作，并且有了飞速发展，特别是电影、音乐更是十分活跃，产生了大量进步影片，聂耳作曲、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传遍祖国大地。在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党的策略发生重大转折的历史关头，周扬他们适应形势的需要，敏锐地提出“国防文学”这一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学主张，后又根据党组织的意见解散“左联”，这是克服左翼文坛多年来存在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的一个重大突破和进展，业已打开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局面，证明了这些举措的正确性。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不久，周扬到了延安。那时延安正是用人之际，还不到30岁的周扬，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和器重，他的才干得到了充分的施展。作为鲁艺院长、新中国艺术人才摇篮的主持者，致力于改革教学制度，适当延长学制，加强专业学习，培养了大批抗战建国需要的文艺理论、创作、组织工作各方面的人才。他主张学院的教育精神为学术自由，各学派学者专家均可在本院自由讲学，并进行各种艺术活动。他还主张“在延安，创作自由的口号应当变成一种实际”。他主持编辑了《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为确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基本原则在我国革命文艺运动中的指导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鲁艺主讲文艺理论、新文学运动史，运用社会历史的批评方法，写下了《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以及多篇研究鲁迅、郭沫若的重要论文。他对文艺创作极为重视，认为“文艺工作的中心问题就是创作问题”，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最重要的是要拿出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新的风格、新的气派的作品来。他既抓群众性的秧歌剧，又抓大型文艺作品的创作，包括平剧（京剧）和地方戏的改革，话剧、歌剧等的创作，出现了京剧《逼上梁山》、秦腔《血泪仇》、歌剧《白毛女》等一批优秀之作。鲁艺师生集体创作的《白毛女》，从创作题材的选择到现代歌剧艺术表现形式的采用，都是他的主意，主题的开掘和深化，演出的成功和完善，也都同他直接有关。他还发表了指导秧歌剧发展、鲁艺整风和系统评价赵树理创作大众化道路的等在当时有很大影响的论文。他曾有个美好的心愿，希望组织上暂时解除他的职务，以便他能够集中精力写两本书：《文学简论》、《新民主主义与新文学》，但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他这个心愿未能实现。在延安时期，他著有论文集《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译作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还主持编辑了“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共计53种，178部，全面反映解放区文艺创作的成就。他对我说过，他是个“职业革命家”，那时就是一心想着革命，一切为了革命。他从来没想过当个其他什么家，也从不认为自己是什么理论家，或者什么作家，他曾不无幽默地说：“外国要编《名人大词典》，问我算什么‘家’，我说我不是作家，也不是评论家，就算组织家吧。”

 

新中国成立后，周扬作为新中国文化艺术事业的主要领导人和创建者之一，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为我国文化艺术事业的建设和发展铺基开路，责任更加重大，建树更难一一列举。

 

在建国初期，文化事业百业待举，他抓了艺术团体的正规化、艺术院校及其它文化事业单位的建立，全面展开新中国文化事业建设的布局。他特别下大力着重抓了在群众中影响最大的电影、戏曲这两项工作。东北、北京、上海三个国营电影制片厂的建立，确立了在电影事业和电影创作中的主体地位。周扬狠抓电影创作，第一批故事片以它丰富的思想内容，新颖的人物形象，真实的生活气息，朴素的艺术风格，使我国电影市场的面貌焕然一新。周扬倡导自由竞赛、题材多样，引导电影从批判《武训传》后的低谷走出，于1959年迎来了被公认的新中国电影史上的艺术高峰。戏曲改革方面，周扬做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工作。他主持起草的1955年5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的指示》提出“鼓励各种戏曲形式的自由竞赛，促成戏曲艺术的‘百花齐放’”。“百花齐放”是过去党的文献中从来没有过的新提法，原先出自一位老艺人之口，周扬认为很好，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很欣赏，后来形成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于是出现了昆曲《十五贯》“一个戏救活了一个剧种”及1956年科学艺术的“春天来了”的盛况。周扬一直奉行传统戏和现代戏“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后来又提出要创作新编历史剧，最后被概括为现代戏、传统戏、新编制历史戏三者并举的方针。1959年11月，在国庆10周年国产新片展览月成功举办的招待会上，周恩来曾高度评价说：“在文艺方面，戏剧、电影可以说是开得最茂盛的两朵花，这是两朵兄妹之花。”这是对文艺工作的褒奖，也是对周扬等文艺界同志的劳绩的客观公正的评价。

 

在上世纪60年代，周扬主要抓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文艺八条》，一件是编选高校文科教材。前者是党的文艺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他说，这次文艺政策调整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问题，即保证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他反复强调不要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狭隘的、简单的、片面的理解。他鲜明地提出文艺队伍的“共同路线”就是“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怎样才能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呢？这要通过文艺自己的特点和规律”。文科教材编选是中央交给他的一项限时完成的任务，是他投入大力抓的一项巨大工程。到“文革”之前，已出版68种165本，已完稿和付印有24种33本，加上正在编选的共156种367本，占计划编选教材一半多一点。周扬主持文科教材编选不仅满足了当时高校文科教学之急需，而且推动了理论队伍的建设，对我国学术的发展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在“文革”中，周扬被诬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文艺黑线”的“总代表”而被打倒，在狱中关了9年。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周扬恢复了名誉，复出工作，进入了他人生辉煌的晚年。

 

在“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中，周扬宝刀不老，依旧热情似火，站在时代的前列，勇于探索，勇于创造。他从理论的高度深刻反思“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反思“文化大革命”以前“左”的错误，深入研究现实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论点，写下了不少精彩的篇章。他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是自五四运动以来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他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认为最根本的教训是中国不能离开世界，历史阶段不能超越，发出了后来我们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创造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先声；他提出“科学研究无禁区”，社会主义“是一个头等重要的科学研究对象”，“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要开阔眼界，活跃思想，善于发现和接受新事物，通过对各种社会主义形式的比较研究，找出一条最好的社会主义道路来”，这同后来我们党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伟大实践相通；他为人道主义恢复名誉，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包含着人道主义的，人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目的，要重视尊重人的尊严，提高人的价值，这也同后来我们党所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相一致。他力倡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宽容精神，致力于“创造一种有领导的又是平等的自由讨论的空气”，尊重人才，爱护人才，关心青年，为学术艺术的发展和繁荣殚精竭虑，深孚众望。他在大范围内公开进行自我批评，对因与他工作有关遭受不公正对待蒙受冤屈的同志，诚恳地不只一次地表示道歉，他的襟怀和气度，他对待自己错误的科学态度，赢得了人们普遍的尊敬。

 

纵观周扬的一生，有三点非常突出，值得我们学习和记取。

 

一是他的革命精神和科学精神。周扬是在1927年“四·一二”白色恐怖中加入共产党，从此走上“职业革命家”之路的。他一生出生入死，就是豪情满怀，革命，革命，革命，不断创造，不断前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追求真理，尊重科学，可以说贯穿了他的一生。他是一个工作狂，除了工作之外，什么娱乐活动也没有，没有个人的乐趣。上世纪50年代，他没白天没黑夜地工作，常常是通宵达旦，累了就伏在桌子上睡一会儿。有同志一早去找他请示工作，好多次都看见他伏在桌子上睡得很香，有一次竟滑到桌子底下睡着了。令我怎么也想象不到的是，他们夫妇居京多年，居然在1978年以前一次也没有去过八达岭长城。他晚上如果没有工作，就闭门不出在家读书。他善于学习，善于总结，不贪功，不诿过，敢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对于别人的正确意见，即便是一句话，一个字，甚至一个标点符号，他都乐于接受。他的客厅里有一幅郑板桥手迹的复制品：“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这副对联，表达了他理论联系实际，倾听实践的呼声，勇于探索和创造的精神。他的讲话总是充满新意，充满辩证法，很有说服力和感染力。即使到了老年，他也力求讲话要有点新意。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对发展科学、繁荣文艺“死心塌地”，仍不忘强调艺术创新，强调文艺体制改革，强调真正的理论要回答和解决现实中提出的新问题，强调要有“艺术家的勇气”，要保护和调动作家艺术家的积极性、创造性等等。他是带着未尽的创造和新意离开这个世界的。

 

二是他的学术自由、创作自由的思想。在我们党内，周扬可以说是讲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最多的一位。讲“双百”，不是因为好听，好看，而是为了实实在在地去做，切切实实地去贯彻落实。在政治民主比较欠缺的情况下，要把“双百”方针落到实处，这当然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周扬在主持高校文科教材编选期间的一次会议上曾经不无感慨地说：“我跟定一同志讲，在贯彻‘双百’方针方面，我们在党内有少数派的感觉，相当多的同志觉得不贯彻或违反‘双百’方针没有什么关系，犯了右倾错误要检讨，不贯彻‘双百’方针不要检讨，好像‘百家争鸣’政策不那么硬，软得很。因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在有些地方实际上没有很好贯彻。”他认为多样化是精神生产的一个特点，学术和艺术的一个特点，是学术和艺术发展最根本的要求和规律，是“双百”方针的核心和本质。他反复强调，精神生活同物质生活一样，都是越多样越好，越丰富越好，不是越少样越单调越好。多样化是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也是发挥人创造性的需要。多样化和创造性不可分割，只有多样化，才能发挥创造性，多样了，才有利于发挥创造性。他一直主张要区分学术艺术问题同政治问题的界限，目的就是一个，即保护学术艺术的多样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他看来，简单地说，就是八个字：自由竞赛、自由讨论。他主张政治上求同，学术艺术上存异。他不赞成把不同观点的争论都看做是阶级之间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斗争，他认为在马克思主义者之间也会有分歧，这是因为许多问题还没有搞清楚，还在探索，还在讨论的缘故。他反对只讲“一”，不喜欢“百”，或者是有“一”无“百”，或者是有“百”无“一”，主张学术艺术的多样性和政治方向的一致性的结合和统一。他主持文科教材建设，可以说是在实践“双百”方针方面的一个成功的范例。

 

三是文化建设重在建设的思想。在1958年那个什么都要“大破”的年代，周扬提出了“文化领导者要有建设的思想”。他认为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需要积累，“用摧毁的方法搞不成文化建设”。1960年，他在一次批判资产阶级文艺遗产的报告中曾不无调侃地说：恩格斯说人类在未进入共产主义以前，是处于前史时期。我们人类还没有进入正式的历史，我们都是前史时期的人。将来后人看我们的时候，就犹如我们看野蛮人一样，觉得那些人整天反什么个人主义呀，批评这个批评那个呀，不觉得是怎样，闹不清楚。他们也许会用历史的观点来看我们了，说那些人当时那些斗争还是很需要的。虽然他们自己没有写出什么伟大的作品来，但是后来伟大的作品出来了，他们大概还是有一部分功劳的。如果后来人给我们这样一个结论，那我们也就可以了。在编他的文集期间，他对我说过，真正代表文学成就的是作品，文学论战本身不是成就。自延安时期以来，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之后，他反复强调，“首要的”“根本的”“中心的”任务是“要拿出货色”。在主持文科教材编选期间，他到处强调：文化、科研单位的中心任务就是“出成果鉴定出人才”。他说，工厂的任务是要生产出产品来，不能停止生产专门去搞运动，研究所同样也要生产出研究成果和科学著作，这个任务也不能因政治运动而停顿。文化科研学术部门工作成绩的有无和大小，不是看你批判了几个人、几本书，而是看你培养出多少人才，出了多少科研成果和优秀作品。“将来检查你这个单位有什么成绩，就要检查你培养了多少人，有多少著作，有几个演员，演了多少戏”。一个出版社办得好不好，要看你这个出版社积累了多少好书，培养了多少出色的编辑；出版社没有出版好书，书印的再多，不算你的成绩。学校没有好教员、好教材，也不算你的成绩。这些在今天看来也许是很普通的道理，可是在当时那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讲出来却需要勇气。周扬关于文化需要积累的思想，文化重在建设的思想，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检验文化部门工作成绩的标准的思想，将永远不会过时。

 

众所周知，周扬的一生伴随着争论，而且是重大的激烈的争论。作为我们党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主要领导人，在长时期中犯过不少“左”的错误。他伤害过不少本不应该伤害的同志，他本人也被作为他们的“总代表”，受到过本不应该受到的严重打击，直至最后身殉理论探讨。周扬对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所作出的开创性的贡献，曲折复杂的历史悲剧，是一本值得进一步解读的大书。客观、全面、公正、科学地认识周扬，评价周扬，继承他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从中吸取于今天有益的精神营养，对于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将会有所助益。贯彻“双百”，勇于创造，重在建设，不再折腾，这就是我在纪念周扬逝世20周年之际想说的几句心里话。

 

《科学时报》 (2009-4-24 B1 科学与文化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