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德·戴维森是过去半个世纪里最受瞩目的哲学家之一，中国学界对戴维森思想的关注由来已久。2003年8月，戴维森突然仙逝，令人惊讶和惋惜。中国学界永久地丧失了与戴维森亲密接触的机会。

 

收藏界的通例是，一个艺术家的谢幕会导致他的作品备受瞩目。戴维森的辞世证明了这条通例在哲学界同样成立。过去几年里，戴维森的几部重要文集相继被译为中文，以戴维森思想为研究对象的众多中文作品相继面世——戴维森的离去似乎在中国学界掀起了一股“戴维森热”。在这些作品中，张妮妮教授的《意义，解释和真：戴维森语言哲学研究》值得格外关注。

 

戴维森成名40年，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他关于若干重要论题的核心观点发生了深刻而微妙的变化。作为备受瞩目的顶尖学者，他的理论经常受到同行的批评，他的许多论文是作为对同行质疑的回应问世的。正是在这种相互砥砺、两论相争的过程中，戴维森的理论走向了圆润和成熟。因此，戴维森本人的作品及其引发的相关文本组成了一个复杂的网络。张妮妮的高明之处在于，她的著作以阿加莎式的精细分析来梳理这个文本网络，揭示其中所蕴藏的耐人寻味的情节。她对“T约定”的研究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特点。通过对几十篇重要论文的深入分析，通过对戴维森与论敌的辩论细节的精致剖析，这个文本网络的逻辑结构清晰地呈现出来。

 

在塔斯基的真理语义学中，“T约定”是如此简单，以至于它的正确性是一目了然的。面对一个形如“‘雪是白的’，当且仅当，雪是白的”的语句，我们会觉得这个语句琐细（trivial）得不值一提，我们会奇怪如此空洞的一句话怎么会蕴含着重要的哲学功能，但是我们不会怀疑这句话是正确的。然而，当“T约定”被戴维森移植到意义理论中以后，其正确性却面临严重的质疑。之所以会发生这种剧烈的变化，是因为在塔斯基的理论中已经隐含地预设了“同义性”的概念。简单地说，塔斯基预先假定了我们可以把对象语言中的语句与元语言中的语句进行“配对”，于是，对象语言中的“雪是白的”会与元语言中的相应语句配对，而不会把对象语言中的“雪是白的”与元语言中的（例如）“草是绿的”搭配在一起。戴维森理论与塔斯基理论的重要差别在于，戴维森以深入揭示“意义”概念为目标，如果预设了“同义性”概念，就已经导致了循环定义。因此，戴维森面临一个艰巨的任务：避免在双条件句的两端出现“奇异”的搭配，把“‘雪是白的’，当且仅当，草是绿的”之类的反驳排除在“T约定”的范围之外。张妮妮对戴维森理论思路的变迁和演化进行了细腻的追踪和深刻的剖析，以侦探式的敏锐和考古学家式的严谨再现了丰富的细节。

 

戴维森是不是一个实在论者？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在真理问题上，戴维森既不认同传统的符合论，也不支持融贯论。在他看来，“真”是一个基本概念，针对语言的哲学探究应当以之为基础和起点，而不应奢望对这个基础和起点作出根本性的阐释。我们所能追求的最佳成果不过是在一个概念网络中澄清这个概念与其他的基础性概念（例如信念和意义）的关联，而符合论和融贯论的共同错误就在于妄图对这个基础性的概念作出“单独的”揭示。因此，戴维森并不假定必须存在着一个“实在”与真语句（或真命题、真信念）相符合。然而，据此把戴维森归入非实在论者的行列也是不合适的。这是因为，他的“善意原则”预设了一个解释者在交流的起点之处必须假定解释对象的信念在整体上（或大体上）是正确的，也就是说，解释对象关于世界的看法是大体上正确的。解释者和被解释者必须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中，这个世界必须是实在的，双方对于这个共同世界的看法必须是大致重合并且大体上正确的。这个因素使得戴维森的理论具备明显的实在论特色。面对这个尴尬，张妮妮教授提出一个生动的概念：“别样的实在论”。张妮妮深入研究了罗蒂、达米特等人在这个问题上对戴维森的评价，分析了把戴维森哲学归入实在论或非实在论可能依据的理由，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把戴维森称为实在论者；同样，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把戴维森的真理理论称为一种“符合论”。然而，与亚里士多德的符合论不同，戴维森的符合论并不要求某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实在。戴维森关于外在世界存在的论证显示了他对实在的根本看法。实际上，他的论证以善意原则为基础，因而是一个语用学层次上的论证，而非一个先验论证，虽然他本人宁愿称之为先验论证。以这种方式建立的论证，归根结底立足于一个凡俗的事实：人可以利用语言交流。他所能建立的结论，无非是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看法“大体上”是可靠的，而他所需要论证的也就是这么多。从传统哲学的视角看，这是一种多么奇怪的理论——戴维森经历了与笛卡尔类似的怀疑，并且提供了与笛卡尔类似的解决，但是这两种理论的旨趣是如此之不同。

 

戴维森是博学、高产的作者，他的作品涉及分析哲学的各个领域。一方面，他的思想与现代分析传统中的各种主流理论紧密纠葛；另一方面，他与同时期的主流分析哲学家进行了长期的建设性的争论。从这种意义上说，对戴维森的深入研究必须以对现代分析哲学的整体研究为背景。这使得研究戴维森思想成为一个既困难、又重要的任务。《意义，解释和真：戴维森语言哲学研究》这部著作的问世，对于中国学界深入理解戴维森哲学将发挥重要作用。

 

《科学时报》 (2009-4-16 B3 社科 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