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经常嘲笑欧美的主妇太“笨”，因为她们每次做饭都要用天平来仔细地秤盐、糖和其他作料，而中国人，不论是高级厨师，还是普通农妇，则很随意地用勺子加肉眼估计就能解决。其实这不是笨巧之分，而蕴含着一个是否追求“精确”的问题。

 

中国人的忽视精确，一直为西方人所诟病，美国作家斯密斯早在1894年出的一本书《中国人的德行》里，就谈到了中国人“忽视精确”的毛病。他曾在中国生活了22年，是个“中国通”，他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在中国问路程，有人说七八里，有人说五六里，不知哪个更准确，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制定标准”；问年龄，他会说快三十了，五十多了，七八十了，你还是没弄清他的准确年龄，“在中国，很难碰到一个确切地说出年龄的人”；问时间，他会说是一袋烟功夫，一顿饭功夫，究竟折合多少分钟，你就猜去吧。

 

当然，中国人自己对此也有反省，接受过西化教育的胡适，就对中国人最爱用的“差不多”这个词深恶痛绝，写了一篇《差不多先生传》，风靡一时。可毕竟是积重难返，靠一两篇文章根本不可能改变国人“忽视精确”的弊端。

 

原来以中国为师的日本，早先也是忽视精确的，后来转向师法欧美，便开始追求精确了，日本生产的电器、汽车，不仅各项指标十分精确，外观也非常精致。就连日常生活，他们也很追求精确。一个中国留学生给日本餐馆打工，老板要求他每个盘子要刷七遍，他却以中国人的习惯思路来行事，差不多就行了，偷工减料，老板发现后就把他辞退了。他还牢骚满腹：刷七遍与刷三遍四遍有啥区别，我还给你节省水了呢！

 

斯密斯一针见血地指出：“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人缺乏化学分子式的教育，而化学分子式是绝对需要精确性的。”中国人比较擅长那些大而化之玄而又玄的东西，从孔、孟、老、庄那时就是这样，而同时代的亚里士多德，就已经开始进行各种科学试验了。须知，现代科学是建立在严密数学基础上的，所以牛顿、爱因斯坦那样的大科学家没有诞生在中国，而以精确、权威数字为支撑的诺贝尔科学奖也还没有花落中国。

 

当然，近年来中国人在追求精确性上的进步也是有目共睹的。如今，媒体上每天都在发布各种统计数字，每个干部都能说出一大串与自己工作相关的数字，大小单位的总结报告都被一大堆数字所充斥。即便是统计灾难，也由过去的“损失惨重”，“十室九空”，“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的模糊说法，变成了现在的精确到每一个具体人，去年的汶川大地震，就是每天滚动公布最新的遇难者和失踪者数字。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巨大成功，也是追求“精确”的结果，时间的衔接，场次的安排，音乐光电的配合，堪称天衣无缝。而被张艺谋称为“最大遗憾”，舞蹈家刘岩在彩排时被摔成高位截瘫，则是相互间配合得不够精确所致，本来该接她的另一个平台车晚到了一秒钟，这就造成了悲剧发生。

 

最不幸的是，我们在追求精确的同时，“伪精确”也应运而生，当人们刚开始有了数字概念，就有人在统计数字上造假、掺水，欺上瞒下，最形象的说法就是“数字出官，官出数字”。这个事情仿佛也早被斯密斯料到了，他在书中说：“首先，我们在研究中国的历史纪录时必须多留一些余地，采用中国人所提供的数字和数量很容易使我们上当，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想精确。第二，对于中国人所提供的冠以‘统计数字’以提高其权威性的各种材料，必须留有很大的余地。”这倒不是他有先见之明，而是我们在追求精确方面进步太慢了。

 

《科学时报》 (2009-4-10 B1 科学与文化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