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洋十二册、580万言的点校本《汉书补注》，从1983年启动项目起到整理出版，先后历时二十余载，它的正式出版，不仅是对史籍研究和整理领域的一大贡献，也是对老一辈古籍整理人耗费巨大心血的告慰与见证。

 

《汉书》，众所周知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书，在二十四史中也是典范之作，它开创了断代史写作的体例，成为后世撰史的楷模。但是，《汉书》“义蕴宏深，通贯匪易”，自汉代诞生时起就被视为难读，以当时“马季长（马融）一代大儒，尚命伏阁下从孟坚女弟曹大家受读，即其难可知矣”（王先谦《前汉补注序例》）。而初唐王勃以九岁能读《汉书》即被视为神童。因此，东汉以来为《汉书》注解、音释和校订者，代不乏人，且硕果累累。自汉至南北朝数百年间，已有服虔、应劭、晋灼、臣瓒、蔡谟等二十余位学者，或为注解，或为音释，各成一家。唐代颜师古出，乃博采各家注释，发明驳正，而集大成。其成就之卓越，仿佛难以逾越，颜氏因此号为班氏忠臣。此后，《汉书》的注疏一直笼罩在颜师古的余荫之下。两宋降至有明，虽有宋祁、三刘（刘敞、刘攽、刘奉世）等辈对《汉书》勘误的纠正，但其学术贡献显然远不逮前朝。真正在《汉书》的研究上重新掀起高潮的，是在清代乾嘉考据学兴起之后。在注重实证的考据方法的指导下，一大批治《汉书》的学者，如钱大昭、陈景云、沈钦韩、周寿昌、梁玉绳、徐松等人，“研穷班义，考证注文”，在校订和释义方面，取得了超迈前人的成绩，也涌现了一批专门著述。另外，史学和考证大家王鸣盛、钱大昕、王念孙等在他们的读史札记中，也辟出专章对《汉书》作校订与考释，亦取得了丰厚的成果。从以上的回顾中，我们不难发现，不仅《汉书》本身即成为考释的对象，对《汉书》的研究整理也自成专门之学，非专研的功夫不能尽悉。这种情况到晚清尤其突出，很多清代学者的精深见解，散见诸书，连学者亦罕能通习。这在客观上产生了对《汉书》的注释作一次全面梳理和考订的需要。于是王先谦应运而生。

 

王先谦“自通籍以来，即究心班书，博求其义”，积三十余年精深功力，在颜注的基础上，广征博引，再次全面总结了历来尤其是清代学者对《汉书》的研究成果，“都为一集，命曰《汉书补注》”。《汉书补注》是继颜注之后的又一集大成之作，它的问世，赢得了当世和后代学者的普遍赞誉。李家骥先生甚至认为，“总的说来，《汉书补注》已基本结束了《汉书》的注疏”。

 

《汉书补注》在很多方面取得了超越颜注的成就，有两点尤为突出：首先，它全面汇集了宋、清两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汉书补注》直接引据的宋、清学者达67位，基本囊括了颜注之后学者的研究。其对《律历志》、《天文志》的补疏最为卓绝，填补了颜注的缺遗。其次，《汉书补注》虽继承了颜注，但不盲从，对颜注的失当多有驳正。对引据的宋、清学者的论点，也常有考辨，并非单纯的罗列与堆砌。学界评说《汉书补注》是迄今《汉书》注释最为完备的本子，堪称允当。因而它也是研究汉代历史和《汉书》本身的基本史料。

 

有鉴于此，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于上世纪80年代初，即将《汉书补注》列入重点科研项目，组织学力深厚的教师，以光绪二十六年王先谦虚受堂刊本为底本，精加校勘，细加标点。一批学者为此默默耗费了大量心血。《汉书补注》整理的最大难处在于，该书引证极为广博，很多地方涉及冷僻的专门学问。如《天文志》与《律历志》，不求甚解则断句为难。今天呈现给读者的点校本，在整理者和出版社编辑的磨砺下，虽不敢谓之尽善，说它是一部精心的整理之作，或可当之。

 

《科学时报》 (2009-4-9 B3 社科 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