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战争是冷战时代的一次历史性的战争，也是二战结束后美国对外军事行动中最有争议的战争。由于其巨大的争议性，基辛格将这场战争称之为美国历史上的“黑洞”，因为越战让美国人无论是忘记“仇恨”还是忘记“失败”都一样的困难。美国“为这段深陷泥潭的岁月付出了太多的光阴”，从而极大地浪费了美国的战略资源。出版此书，继续总结这场战争，对基辛格来说，已经远远比为他这位“终结”越战的“有功之臣”锦上添花重要得多，今天让美国的公众和决策者能够继续“以史为鉴”，让美国“找出折中的方法”，“有能力从自己酿成的悲剧中吸取教训”。对于有兴趣了解美国的外交战略发展里程，以及有兴趣了解美国战争行为国内与国际背景的读者来说，《基辛格越战回忆录》是一本我们不得不读的书。

 

美国有关越南战争的研究作品层出不穷。进入21世纪以来有两本书非常有代表意义。一本是普林斯顿大学高级国际研究生院院长戴维·凯瑟的《越南战争的悲剧：肯尼迪、约翰逊与越南战争的起源》（哈佛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另一本，当数《基辛格越战回忆录》了。这两本书都是从事越南战争研究，或对那段战争有兴趣的读者的必读书，但两本书的风格和特点却迥然不同。

 

凯瑟在书中阐述的主题，同样是为什么美国会在越南战败，为什么1975年西贡沦陷，普遍被美国人视为现代美国军事史上最大的失败。虽然美军撤出越南，并没有对美国与苏联全球冷战态势造成实质性的打击，但美国民众对美国政府的海外外交与军事行动能力的信心，却自二战结束以来降到了最低点。最重要的影响是，美国国内对美国海外战略的“共识”崩溃了。凯瑟认为，美国越南战争失败的原因，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的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50年代，艾森豪威尔政府就已经决定，美国应该更多地采取军事行动打击所谓“共产主义的全球扩张”。越南战争产生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艾森豪威尔政府1956～1957年批准的冷战政策。后来的约翰·肯尼迪和林登· 约翰逊政府对东南亚的政策都是在继续执行艾森豪威尔时代美国就已经形成的冷战政策。

 

在查阅了大量外交档案、电话记录和对当事人直接了解的基础上，凯瑟将越南战争所激起的美国国内的反战浪潮，归结为约翰逊政府故意向美国公众隐瞒战争将长期化，以及政府也愿意在越南进行一场长期战争的真相。同时，凯瑟在书中改变了以往美国人一直认为约翰逊政府的越战决定是因为担忧当时美国右翼势力的反弹的观点，提出美国当时的民主党右翼对越南战争没有兴趣，保守的共和党右翼则力量低迷。凯瑟将越南战争发生的直接原因，归咎于当时美国政府中决策的少数人。这一批少数人包括总统约翰逊、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邦迪。凯瑟认为，正是这些少数人认为美国一定能依靠自己的能力赢得越南战争，因此抛弃了不少幕僚的忠告，让美国人一头陷进了越南战争的泥潭。而当越战前线的美军指挥官要求更多的军事增援以便打赢战争时，白宫又因为担心国内的反对而缩手缩脚，以至于越南战争越打越糟。

 

如果说，凯瑟的书为我们提供了清晰而又深入的越南战争的美国冷战战略与内外政策的背景的话，那么，《基辛格越战回忆录》则为我们展示了一幅站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曾经的设计者和制定者的高度上，俯瞰美国海外军事与防务战略的生动画卷。基辛格并非只想简单地总结这场战争的悲剧，而是想要从这场战争中更深刻地总结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应该具有的基本要素，以及总结如何能在未来的岁月中不仅汲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而且让美国能在今后的海外军事行动中更仔细地去审视和把握战略与政策的决策。

 

凯瑟与基辛格的区别是：凯瑟谴责越南战争，谴责挑起和发动这场战争的美国政治人物；而基辛格并不谴责这场战争，他虽然批评发动战争的政治人物，但他的内心深处谴责的是，越南战争时期原来可以做得更好，但却没有做好的美国外交与战略，批评的是有能力运用美国的各种权力手段，但却没有维护好美国利益的人。同样精通越南战争，同样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这场饱受争议的战争的力作的两位学者，凯瑟永远是一个自由主义学者，而基辛格永远是现实主义的美国战略家，以前是，现在是，今后还会是美国当政者在设计和制定美国外交战略与政策中的“导师”。

 

这种“导师”级的基辛格的形象在他这本书中贯穿始终。凯瑟提醒读者的是要对整个战争行为有一种国内政治的反思；而基辛格告诉我们的则是，不管战争如何打击了美国，美国都要“面临信心的重建，并摆脱失败的阴影”。他的潜台词是：因为美国的未来还会有战争，甚至是难以计数的战争。针对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基辛格的第一反应，也是他这本书竭力想要总结的越南战争的悲剧——“美国绝对不要因为国内的言论纷争而推翻政府曾许下的承诺”。

 

（本文节选自《基辛格越战回忆录》序言）

 

《科学时报》 (2009-4-2 B3 社科 视点)